一刀就是消灭本乡的狗，他规定每家每户杀一条狗，就得交一只狗尾巴。没多长时间，全乡的狗都被解决了，宏桥乡变成了无狗乡。后来县长带了一班人马下乡，指名道姓要吃本乡的狗肉，可狗肉没吃着，他们只吃着了一桌狗尾巴宴。宴会上县长指出为了发展本乡的经济，要求刀乡长大力发展养狗事业。于是刀乡长在全乡大会上开始进行养狗动员……
吴文昶写这个故事，用了一个奇怪的题目，给人造成了一种悬念：狗尾巴有什么故事呢？其实，他是有意用“嬉皮笑脸”的创作方法，阐述了一个让人深思而又严肃的主题。故事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也是吴文昶所始料未及的。在一次群众性的演讲中，前后鼓掌达九次之多。有的地方还将此故事作为干部教材，印发给当地干部“学习”。
就这样，吴文昶将这个故事带到了市人大的会议上。有的人大代表还给这个故事录了音，磁带到处转借。从此之后，作为市人大代表的吴文昶，除开会之余就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给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们讲故事。这位来自农村基层的故事作者所讲的故事风趣、幽默，既吸引了大家，又使大家从中了解了许多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娱乐和笑声中了解了民情民意。
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张功升，是抚顺市辽宁电厂的一名工人，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和改编了一百五十多则故事在群众中讲述，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故事会》的编辑们将这些故事录了下来，整理后加以发表，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经过在北京的故事比赛后，张功升竟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去讲故事，又通过电视为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讲故事，同时还给贺龙、陆定一、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讲故事，并受到了这些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周扬同志还鼓励他，今后要多编多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被请进中南海去讲故事……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不像小说，不像散文，更不像诗歌，它没有那种贵族化、学院化的“气质”，如果有人将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当成了一种工具，去追求某种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或者将其有意地贵族化，搞得很优雅，那是十分可笑的，因为故事原本都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街谈巷议，是老百姓的东西，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会受到欢迎。从古至今，无论是在穷乡僻壤的土屋茅舍，还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廷榭，无论是吃糠咽菜的乡野村夫，还是金玉美食的王侯将相，只要有人类语言的地方，讲故事，听故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的唐宋传奇，三言二拍以及许多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原先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这些在人民群众口头说讲的故事，流传日久，才经文人搜集整理，发展成文。更远的还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与传说。《淮南子》《山海经》《搜神记》《述异记》等等，都大量辑录了“生于民间”的“街谈巷语”所形成的故事。就连人们认为很雅的《儒林外史》《红楼梦》，也同样地少不了故事，最近有日本学者将这两部书称为“物语”，即故事。
《故事会》在现实的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
编辑们重新审视了过去的一些观点。
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是这样阐述这种认识的：
“以前，往往把故事的产生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学习文化和掌握文化的权利后，他们并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活动，而是继续用生动的口语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故事作品。所以，把故事作品称为‘不识字的人的文学作品’。根据这一观点，往往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旦作者掌握了文字以后，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就会逐步消失。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编辑部的同志认识到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故事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文化、不掌握书面文字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促使故事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理解，只强调了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而对于永远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活的工具‘语言’这一现象的存在和作用却完全忽视了。这就是说，故事这一文学样式的存在和发展还有着其他一些原因：
“其一，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们嘴上活生生的口语的存在。只要有口头语言的存在，就会产生口头文学作品。从历史上来看，不少古代统治者和文人，尽管他们已掌握了文字，但活的语言仍为他们口头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及其他古籍中记下来的古代统治者或文人的口头传说、故事就是鲜明的例证。
“其二，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和它在人民生活中所具有的独持的功能也是分不开的。例如，由于故事是用生动的口语创作而成，通俗易懂，相对书面文字来说，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和运用；故事刊物不仅能供人看，而且还适合口头讲述，只要作者与故事作品产生共鸣，他就会自觉地在生活中加以传播。
“正是由于众多的原因，使得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伴随着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发展。可以预言，只要人类的语言在地球上响着，故事创作就不会停止。”
我之所以将何承伟的这段话摘录于此，主要是想说明这些话对于《故事会》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从理论上夯实了“大厦”的地基，在当时思想还比较混乱的情况下，的确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不仅使编辑部从以前犹豫徘徊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对办好《故事会》这本刊物充满了信心，同时也对以后科学地指导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个基础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找到了《故事会》的读者定位。
1963年7月创刊的《故事会》和以后复刊被改名的《革命故事会》，由于时代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的痕迹，作品大都是靠改编电影或戏剧。这本原定专门以发表故事这一口头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够明确的。只把她作为一种辅助的政治宣传品，由各级文化馆（站）买回去发给基层故事员或乡村里喜欢故事的农民读者就算完事。
这一次编辑人员的思想解放，首先使大家感到《故事会》的读者对象并不局限于故事员。因为就全国范围来说，故事员的数量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万人，而且故事员这支队伍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其次，她的读者对象也不仅局限于中国农村的农民。以前选发的作品，从如何满足农村读者的需求谈得较多，这是有一定片面性的。这就无异于将这本刊物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自己将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了，同时也将本来可以做大的刊物天地给自我缩小了。
那么，这本刊物的读者定位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农村读者应该是《故事会》很主要的读者群，农村也是《故事会》的一个很主要的市场，但这绝不是惟一的。作为一本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多方面的，是为了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对口头文学的需要。因此，她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尽快突破原有的读者群，将其扩大、深入到中国城乡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去，为人们茶余饭后相互交谈提供各种生动有趣的口头文学作品，将《故事会》上的作品，变成老百姓心中的故事去进行传播，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这样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还有一点就是，何承伟上面的一段认识代表了编辑人员的共同心声，以此形成了编辑部对刊物的总体构想。
这种构想是《故事会》的发展史上一次战略性的转移。
在“十年内乱”时期，《革命故事会》上的故事之所以不受群众的欢迎，主要原因是概念化，脱离生活。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人们思想的日趋活跃，文化生活的日趋丰富，如果刊物仍然照此办下去，编辑们自然是越办越觉得没有信心。
必须迅速结束“文化革命”带给《故事会》的影响，与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深深地感到要使广大读者对刊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产生自觉传播的愿望，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使办的刊物不仅在内容上，而且还要在艺术形式上，尽量地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办《故事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传播，传播一种有趣的、生动活泼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
故事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当读者读了刊物发表的作品，再传播给他人听的时候，一般都是把这个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采用的形式，当作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艺术才能加以表现的。这个时候，刊物的作品和读者的思想基本上已融为一体。当然，一本刊物要使自己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达到这个要求也是不太可能。但作为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故事会》的总体构想则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总体构想，要贯串在组稿、选稿、编稿以及联系作者、读者全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这个总体构想的主要精神就是：贴近时代，贴近群众，保持个性。
在上海文艺会堂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故事会》的编辑和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以及故事理论研究的专家们，共同描绘着《故事会》的未来。
那时，有谁能够想到，《故事会》这个正在治愈的“孩子”，二十多年后，会长成中国期刊界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呢！
1979年9月26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结束，与会者向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通过大会，向中国第四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
怀着憧憬，《故事会》悄悄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章“井喷”时期（1）
从1979年9月的座谈会之后，《故事会》决定“开禁”。对于过去认为不够“革命”的题材，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笑话，特别是那些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下长期流传于民间街头巷尾，体现民心民意民情的故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开掘。
这一开掘，立刻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井喷”，来自于“文化革命”中各种各样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堆满了每个编辑的案头。
《故事会》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
1．轻轻地启开“闸门”
“文化革命”中的一天，一批外国来宾来到黄浦江畔的上海。
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员之一的陈阿大，是昔日上海滩上一个不学无术的流氓，平时与人说话皆是满嘴的脏话。
这天，在接见外宾之前，他就将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连苍蝇都爬不住。见到外宾后点头哈腰，连连握手。外宾见他如此模样，双眼就不住地盯着他看。这一下陈阿大的造反派脾气被“看”火了，他用上海话骂道：“赤那！阿乌！”
外宾不解，忙问翻译：“他说什么？”
翻译看看陈阿大的流氓相，不敢如实翻译这两句骂人的口头禅，急中生智，就顺口说道：“这是上海话，意思是说：‘先生，你好！’”
外宾“噢”了一声，点点头。
不久，外宾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正值张春桥到机场迎接。
外宾当然知道张春桥是靠造反起家，然后从上海到北京去的，突然想起刚学的两句上海话，如能与张春桥说一说，他一定会很高兴。外宾立即朝张春桥大声地喊道：“赤那张春桥，阿乌！”
周围的人无不掩口暗笑。
这是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故事会》上的一则小故事，被编排在“笑话”这个栏目里。它风趣、幽默，读后令人捧腹大笑。这则小故事是故事作者从民间搜集整理出来的，它尖锐地讽刺了“文化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不学无术的本来面目，读后无不痛快，故事很快便四下传开。
也就是从这前后开始，《故事会》打破了原有的沉闷局面，逐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