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稿费寄来了，一共七十多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讲就是张东兴这个乡村教师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同时又相当于农民一下子卖掉三百斤麦子的收入，这当然比村东头的马瘸子说十场书的钱还要多得多。
姑娘一见，又是一阵高兴，拿了那张汇款单就朝家里跑去。
父亲见了，只是咧开嘴笑了一笑，晃着头说：“这露水再大，但是却解不了天旱。”
姑娘见父亲如此不以为然，再说也没有用，就只好又将那张曾经“引为自豪”的汇款单拿回来，塞回到张东兴的手里。
家里人不同意，两个年轻人的恋爱也就只好在“地下”进行。
就这样，事情一搁就是半年多。
这一天，姑娘父亲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从海南回来，由于在外面发了一点财，见一了一点世面，说话的口气也很大。在请他喝酒的时候，这位朋友就大谈特谈在海南的见闻。姑娘的父亲由于只是个守着家乡扑腾的“土财主”，当然对这位朋友的神吹是连连点头称赞。
二人一边喝酒，一边神聊。说着说着，那位朋友们就向姑娘的父亲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未等朋友讲完，一直洗耳恭听的姑娘的父亲突然一下来了精神，向自己的女儿一招手说：“芹妮，去把写这个故事的人叫来，让他也来陪你王叔喝几杯。”
这位写故事的人很快就被叫来了，姑娘的父亲在朋友的面前，这时感到一脸的光彩。
当然，这位写故事的人后来就成了这位父亲的女婿，他的媳妇就是那个去叫他的名叫芹妮的姑娘。
这位通过《故事会》而获得美满婚姻的张东兴，在叙述了上面的故事之后，这封信的末尾还由衷地祝愿这本刊物能够成为一棵永远不败的常青树！
一名打工者的故事。
将这个亲身体验的故事写到编辑部来的打工者名叫刘星明。
他和一个名叫小梅的姑娘，分别从湖北和江西来到长沙打工，二人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相遇，从此便坠入爱河，两个人辛辛苦苦地挣了一万多元钱，正当他们准备回家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小梅在一次上班时却突然晕倒在地。
在医院里，小梅怎么也醒不过来。医生告诉他说，小梅得的是一种名叫肾衰竭的病，这种病很难医治，每天在医院都得花上近千元，你能够负担得了吗？
他一听差一点晕了过去。
两个打工者，同是天涯沦落人，哪来那么多的钱治病？在花光了那一万多元的积蓄之后，换来的却是一张小梅的病危通知书。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自己身边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了，可是离治病的钱还相差很远。他想起了自己带来的那一捆书，里面有一套明代刻本的《菽园杂记》，那是他叔公送给他二十岁生日的礼物，这也许能值几个钱。于是他便将这本书连同其他的一些书一起，拿着来到了南街书市，花五角钱买了管理费，就席地而坐，将那本自认为值钱的《菽园杂记》和《曾文正公文集》与其他的一些书刊摆在地摊上开始叫卖。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了过来。
他一看老人如此年纪，心想一定是一个专爱搜集古旧书的，于是立刻就拿出《菽园杂记》和《曾文正公文集》来。
谁知这位老人连看也不看，顺手拿起了一本早被磨损了的《故事会》，笑着说：“嗨，总算没白跑！小伙子，这本1979年第三期《故事会》多少钱？”
他一看这位老人感兴趣的不是那两本可以值大价钱的古书，而是一本多年前出版的《故事会》，不觉有些失望，翻翻这本刊物当时的定价，也就只有一角八分钱，就说：“你看着给几个钱吧。”
老人说：“我给你五元钱吧。”
原来，这位老人想搜集一套完整的《故事会》，现在只差三本了，这本正好是他想要的。
生意成交之后，老人就蹲下来翻地摊上别的书，并问他为什么要将这些卖掉呢？他便如实地将情况告诉了老人。
老人听后忙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肾病方面的专家，刚从北京回来度假，可以请他帮助你看一看。
后来，老人将朋友介绍给了当地的那家医院，在给小梅看完病后，又与当地医院的医生一同会诊，并给小梅动了手术，使她的病终于得到了好转。当然，这些费用都是那位好心的老人和他的那位专家朋友给支助的，只是这两位好心人一再地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5）
5。 两箱《故事会》
许许多多奇特的事情，总是围绕着《故事会》在发生着。
这些发生在《故事会》外的故事让人惊奇，却又让人信然。
这些故事的发生与结束，都似乎与《故事会》的风格相似。
有一位名叫夏春华的作者，曾讲述过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在1996年的时候，他所在的工厂因为经济效益不好，无法发出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与几位厂里的师傅一道，南下到广东去打工谋生。
到达广州以后，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们到白云区龙岗路一幢住宅楼里给别人家搞房屋装修。
他所负责装修的人家，住着一位老婆婆。令他不解的是，在这间屋子里的正墙上挂着的是她儿子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前放着一本《故事会》。后来他才知道，她的老伴和儿子都相继地去世了，而他的儿子却是因为那次去买刚出版的《故事会》，在路上遇上车祸身亡的。因此，每到新的《故事会》出来，她都要去买上一本来放在儿子的面前，让心爱的儿子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看到这本刊物。
在装修时他才发现，这位老婆婆的家里，竟装满了两纸箱的《故事会》。
休息的时候，他便向老婆婆借纸箱里的《故事会》看，可是，这位老婆婆有个规定，只准他在屋里看，不准带出屋子去，说是怕把书给弄丢了。
装修结束，算完工钱，他就准备离开。可是，刚走到门口时，发现一堆装修的垃圾事前未曾谈好价钱，因此现在还堆在那里。老婆婆正从外面找来几个民工，准备清除垃圾。这些民工要老婆婆出两百元钱才肯动手。
夏春华一看，这不明明是有意地想“宰”这位老婆婆吗？
老婆婆嫌那伙人要得太贵，只肯给一百元，双方为此相持不下。这时，他便主动提出帮老婆婆搬动这些垃圾，条件是不要钱，只要她家里的那两纸箱《故事会》。
那些想要“宰”别人的人不高兴了，就与夏春华吵了起来，并扬言要给点颜色他看看。
夏春华后来硬是将这些垃圾从六楼一点一点地搬走了。
老婆婆见他真诚热情，就将那两纸箱《故事会》送给了他，并且还给了他一百元钱。他说什么也不肯要那一百元钱，独自一人挑着那两纸箱《故事会》下了楼。
可是，当他挑着走了不远时，却被一群人给拦住了。他还没有反映过来，就被一阵拳头打倒在地。当他爬起来的时候，那一伙人早已跑得无踪无影了。
他忍着身上的疼痛，将这些《故事会》挑回住地，就开始利用休息时间读了起来，很快地就被那些故事吸引了。后来在每次的打工之余，他就试着开始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写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然后再邮给《故事会》编辑部，几年下来，竟也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不久又参加了《故事会》的创作培训班……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1）
由于《故事会》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采用“在缓坡上行走”的办法，不断地使刊物的发展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经济与读者心理，从1980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刊物发行始终保持在三百万册到四百万册左右，位居全国期刊发行的前列，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 登上“珠峰”的感觉
在《故事会》的发展历程中，曾创造过一个中国期刊发行史上罕见的奇迹。
那是1985年，在第一期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后，第二期《故事会》发行量再创新高，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中国期刊史上单期发行量的一个高峰。
这是《故事会》在1979年那次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办刊思路之后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站在这座中国期刊单期发行量的“珠峰”上，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同所有的编辑们一样，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作为一名编辑，读者订数的增加，说明这本期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受到欢迎的程度。可是，何承伟在高兴的同时，却又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为除了全国各地故事类的报刊正在相继诞生，市场竞争态势已经开始形成，在未来的发展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即将展开之外，另一个方面就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印刷纸张不断涨价，现在已由过去的每吨四百到五百元的价格，逐渐地涨到了八百到一千元，将来还有可能突破，达到更高的数字（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事实已经说明这种当时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一吨纸张已经涨到了将近六千元左右的价格），刊物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发行量如此之大，却竟然会出现经济压力？
因为此时的《故事会》为了让利于读者，刊物刚从原来的每期定价一角八分钱涨到了二角四分钱，这个价钱就相当于当时老百姓买一只鸡蛋的钱。可是，照此计算，《故事会》每印一册，就会亏损四分多。也就是说，此时的刊物是发行越多，印数越大，亏损就会更严重。
一个极其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巨大的发行量不但不能给刊物创造利润，相反地却是更大的亏损。
如果大幅度调价，不但会给读者增加负担，同时又会相应地影响发行量。
如果不调价，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刊物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如果长期因发行量巨大而出现亏损，最后刊物就无法再办下去。
许多热心的读者知道刊物这种两难的境地后，纷纷给编辑来信，要求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为刊物能够继续办下去出一点力量。
编辑同志：
听说贵刊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威胁，我和我爱人都非常焦急。十多年来，我们和《故事会》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它给了我们欢乐、幸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这么好的刊物，千万不要因为经济因素而垮台呀。为了表示一点心意，特寄上人民币一百元，用以增加你们办刊的经费，钱虽少了些，但你们不难发现，在严峻的经济压力面前，有一大批热心的读者在关心和支持你们的事业！
另外有个小小的建议，如今一包外烟黑市要买0。4元，而一本脍炙人口的《故事会》才有0。24元，实在说不过去，价格不妨可以再适当提高一些。我们对自己喜爱的刊物也乐意多掏几个钱，大家齐心协力，渡过这个难关，一切都会好起来！
辽宁鞍山钢铁厂 洪涛
编辑部：
面对书价飞涨，读者怨天怨地，但我想你们编辑也一定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是呀，稍稍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清楚，如今纸张在涨，印工费在涨，人工费在涨……尽管你们有三头六臂也是顶不住的，看来你们在定价上又要有所行动了。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早已有准备，不会迁怒你们，因为你们也是无奈。只是希望《故事会》在新的一年里，和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高质量，真正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的故事刊物！
湖南湘潭大学 葛一鸣
这两封信，只是当时《故事会》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的数万分之一。一封封发自肺腑的来信，读得编辑们是热泪盈眶，他们认为，作为一名编辑，天底下没有比读者理解更让人欣慰的了。于是，何承伟召开编辑部会议，为了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希望，刊物决不能靠好心的读者自己掏钱赞助来生存。提出了首先得进一步办好刊物，“脚踏实地，从零开始，力求在题材上、栏目上、封面上有更大的突破。”然后再考虑根据市场的调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