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被淹没在信件堆里的女同志就是归依玲，她忙得连头都没有抬，只顾用手中的剪子，不停地忙着将那些信件一封一封地拆开，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行分类。
这是一件异常浩大的工作，每天归依玲从打开办公室门的那一刻开始，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之外，几乎是未曾离开半步，就是这样不停地工作，可面对着多如江海般的来稿和信件，她仍然是一筹莫展。
《故事会》每天的来稿来信多达数百封，最多时可以上千封。要是遇到举办评选活动，那就更是无法统计。
每天早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稿子和信件，都是用一个又一个的麻袋装好，然后再由归依玲或者是编辑部的其他编辑从楼下的收发室扛到楼上的编辑部，按时间顺序一批一批地放在归依玲的办公室里。
由于多年以来一直重复地进行着同一件事情，天长日久，归依玲便觉得腰部有些不适，每天工作下来腰和颈锥都很酸痛，握剪子的手不但被磨出了老茧，仔细看也有些轻微的变形。
陈至立在调研后对出版社和编辑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说：“比方说你们的敬业精神，有许多事迹，许多人物，许多编辑都是很优秀的，这个都可以写成一二三四，可以连续搞，在报上也可以发表，你们自己的读者导报、简报都可以。要把《故事会》编辑部这个集体所创造的经验在办刊指导思想、办刊特色、敬业精神、改革创新、拓展市场这些方面的经验变成我们出版界的共同财富，这是很宝贵的。”
陈至立这里所说到的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当然也包括归依玲在内。
陈至立在临别时还提出，《故事会》每天能够收到来自全国的那么多稿子和信件，这说明刊物办得很有吸引力。但这么大的工作量，由一个人从早干到晚，就是不休息也是干不完的，是否能买一台专门拆信的机器，帮助编务的同志减轻一下工作量。
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的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因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归依玲在信山稿海中埋头工作的情景。一个人一年四季每天八个小时，乃至于更多的时间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与这些不会说话的稿子和信件打交道，付出的体力不说，光是这么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一件枯燥的事情，那是需要一种多么大的毅力啊！
可是，新买来的拆信机却又使归依玲发愁。
归依玲在使用中发现，由于目前国内对此需求量很少，这种拆信机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其速度还赶不上手工操作。使用几天下来，桌子上、地板上堆着来不及拆开分类的稿子和信件越来越多。
更令她不放心的是，拆信机在操作时容易出现多切封口的现象，时常将作者的稿子和读者的信件损坏。
使用拆信机工作强度无疑是减轻了，但工作质量和速度却得不到保障。为了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稿子，在交给编辑之前不受任何损伤，归依玲最后决定还是自己用手工拆分这些信件和来稿。
可是，归依玲除此之外却还有别的工作，她还负责着编辑部的内勤，编辑们有时就管她叫“归总管”。邮寄样刊、笔会后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也真够她忙的。
归依玲，你后悔了吗？
二十多年前，归依玲还是一个扎着两条羊角短辫的年轻姑娘，中学毕业后就蹦蹦跳跳地来到出版社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工作。
这位天真活泼而又勤快的姑娘，很快就被《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看中了。
1979年的某一天，下班之后不久，归依玲家的房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她打开房门一看，来人竟是《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大姐。
钱舜娟坐下后问了一些有关工作的情况，接着就说《故事会》正在发展中，特别需要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来帮助管理一些内勤工作，并动员她能到《故事会》来一同共事。
说真话，归依玲当时真还不太愿意到《故事会》来，因为她在资料室的工作干得正起劲，室里的领导和同事对她都不错。
归依玲没有立刻答应，只说是再考虑考虑。
第五章“幕后”之谜 （8）
第二天上班之后，她便轻手轻脚地从二楼走到三楼，来到《故事会》编辑室的门口，伸着脖子朝里面看了一眼，见一个个编辑坐在那里，只顾埋头看稿子，屋子里连一点轻微的动静都没有。这样的情景，给活泼好动的归依玲吓了一跳，拔腿就跑下了楼。
她让为从自己的个性来讲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工作。
可是，钱舜娟却找到总编办公室，要求先借归依玲到《故事会》工作三个月，说好了三个月后就归还。
就这样，刚满二十岁的归依玲便被借到了《故事会》。
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借”就是二十多年，直到钱舜娟退休后，她仍然还是没有离开《故事会》。
刚来的时候，天真活泼的归依玲看着一个个编辑整天都很少言语，各人只顾埋头干自己的事情，还真有些不太习惯。可是，天长日久下来，她便被这个集体吸引了。在这个集体里，她“品”出了什么是人间的真情，什么是同志的友谊，什么是相互的关怀，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都是透明的，心与心之间都是相通的，在现实的中国，有什么能比一个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更叫人高兴的呢！
同《故事会》的所有编辑一样，归依玲面对着我的采访，不止一次地说：“我对这个集体已经有了感情，我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是人的生命依附着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不断地营造这样一个良好的空间，便是在提升着这个环境中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一个人，只要心情舒畅了，工作便会成为一种乐趣，再苦再累的工作担子都不会将他压垮。
归依玲没有后悔！
每个月，当她准时地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故事会》样刊寄给作者，寄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时，她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价值，一种生命的意义。在这些平凡而忙碌的工作中，她永远是当年那个扎着羊角短辫的年轻姑娘，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与美术编辑李宝强闲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良心。
李宝强是当兵出身，他所在的部队是全军赫赫有名的“洛阳英雄营”，能够到这样一支部队里当一名战士，那也是一种福分。
李宝强为人活跃，性情随和，乐于帮助他人。他在部队里不但搞过一些小发明，同时还参加过乐队，可是最终使他着迷的却是美术。
部队要对战士进行传统教育，就将李宝强和其他几名战士抽去搞“营史展览”，每天搜集资料，布置展厅，李宝强从不马虎。他认为如果不把展览办好，从良心上就对不起信任他们的部队首长，更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英雄。
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李宝强就接手《故事会》的美术编辑工作，主要是担任封面和内页的设计。
他很自信，认为在封面设计上，自己对于读者心理的把握和色彩方面的应用是有一定水平的。
翻翻近几年来《故事会》在封面设计所作的改革，人们就会发现李宝强对自己所作的评价是公正的，是讲良心的。
有一次，李宝强来到一家杂志社。正是即将发稿的时候，只见美术编辑拿来一本别的杂志，朝自己的面前一摆，然后就照着别人的封面开始设计起来。
李宝强见后大惊，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刊物从内容到封面都仿照《故事会》的原因了。不动脑筋，贪图方便，鱼目混珠，盗用别人的品牌，这是一种多么可耻的行为。如此办刊，作为一位美术编辑的良心何在？当热心的读者花钱买到的竟是一份既无艺术水准，又无独到见解的杂志时，作为一名美术编辑，难道不会受到良心的自责吗？
一件美术作品，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欣赏习惯。但是，作为美术编辑的李宝强自有他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他说的“《故事会》标准”。他平时很崇拜那些美术界的名家，但是要让他真正地向这些名家约稿，他就得将他们在自己的手上掂量一下，看谁的画风更接近《故事会》的风格，更接近刊物读者的欣赏习惯。要是作品与这本刊物的风格不合，就是名望再高的画家，李宝强也会毫不讲情面地给以回绝。
李宝强认为，人的视觉有时有一种幻觉，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并与刊物内容吻合的封面，可以使自己与其他的刊物区别开来，让接触它的人产生第一阅读欲望。
正因为这样，由李宝强所设计的封面，才能被评为上海市的十佳期刊封面。
李宝强常说，搞美术的要有感觉，如果没有感觉，就如同搞音乐的没有听力，那将是很可怕的。因此对于刊物中的一些插图，如果他感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就会毫不客气地“打退票”，有时也会弄得一些画家朋友很不舒服。
画家朋友们在一起，都说李宝强太认真：“这年月有多少他这样认真的人？”
这的确是事实。但李宝强却仍然坚持着，这就更令人觉得不易。
朋友们说归说，但作品还是得好好地照李宝强的要求去改进，否则下次拿来他还是不要。因为李宝强曾一再地对他们说过：“一个美术编辑也要讲道德，讲良心，我不能损害《故事会》读者的利益。”
1998年7月，第二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编辑走进了《故事会》编辑部。
他叫葛磊，有时也用“蔓石”二字做笔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专业。
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广招人才。对于葛磊来说，毕业后有着许多的选择，他可以考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也可以到一些国有大型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可是在对于未来道路的抉择面前，他却选择了《故事会》。
但是，当他真正走进编辑部的时候，不觉感到有些失望。
在一名大学研究生的想像里，一家全国著名的期刊，他的办公室应该是很华丽很现代化的，一切的编辑条件都应该超前。可是，看看眼前的这间屋子，几乎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都挤在一起，桌子靠着桌子，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而那些用来办公的桌子，一张张看上去也很陈旧。编辑部里惟一的一项现代化设备，是放在旁边的一台486的电脑。由于长期无人使用，上面都已落满了灰尘。
在葛磊的眼里，仿佛有一种走进了一家老式机关的感觉。
再看看那些未来的同事，一个个坐在桌前，整天埋头在稿件堆里，聚精会神，目不斜视。一篇篇稿件都是用朱红毛笔修改。而有的稿子，就像红墨水瓶倒掉一样，被那笔涂抹得一片血红。同时，那些等待着他们看的稿子都是用绳子一捆一捆地扎好，像一座小山一样地堆在各自的办公桌上。
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
想着与自己想像中的编辑部相差太大，而自己将来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葛磊当时心里真还有点害怕。
几年工作下来，葛磊发现与老编辑们相处得很愉快，这种融洽的人际关系使他非常开心，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地融入了这个集体，他年轻的生命犹如一只春燕，尽情地展翅在这个充满春意的天地里。
1998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转型时期。这时候的《故事会》也正由传统的办刊模式，逐渐地向着现代的办刊方向转化。葛磊这样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兴趣广泛，有着青年人的蓬勃朝气，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无形中给编辑部增添了新的活力。
葛磊感受最深的一点是编辑部开会内容的变化。
刚来的时候，编辑部开会讨论的中心大都是作品，葛磊刚来不久，自然没有多少发言权。后来他发现事情逐渐地变了，每次开会，大家谈得最多的都是中国的期刊市场，刊物的市场走向，以及读者对于刊物的看法和意见。这一来，年轻人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不断地提出一些新想法，新观点，新设想，有的真还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