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刻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抄袭”事件。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由姚自豪编发的那位作者的作品，的确是抄袭了佛山作者的作品，但这种抄袭又并非一般的抄袭，而是作者在原作的基础上作了脱胎换骨、出神入化的再创造，使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委婉、生动可读。整个文章抄袭的部分仅占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则是这个“抄袭者”自己的劳动成果。
如何正确地处理好这件事，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于是，姚自豪就在当天给佛山来信的作者回了信，信中，他首先向他表示歉意，同时又慎重而缜密地对这两篇作品的情节发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然后再陈述自己的推测与分析：“抄袭者”“先是看到了你的作品，受到触发，于是在你已成文的这部分上继续延续。他很会构思，发展的部分演绎得相当不错，但他不懂得创作是件严肃的事，创作必须完全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不能据为己有，在这一点上，他又极不聪明。其实他的作品如能在开头部分重起炉灶（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就可避免抄袭之嫌。”
为了让写信者对此进行更仔细的对照，姚自豪随信邮去了发表在《故事会》上的这个作品的复印件。
没过多久，姚自豪收到了佛山的回信。
作者在这封信里写到：“……贵刊和你如此认真地处理这件事，我十分满意，对你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再次表示谢意……”
接着，姚自豪又给那位“抄袭者”回信，从作文和做人的道理上谈了自己的看法。鼓励他端正创作态度，继续来稿。
真诚相待的诚信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丰富深厚的业务学识，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使这次抄袭事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剧性的结局。
如同当年在学校里关心学生一样，姚自豪就是这样关心着每一个作者的成长。
这一天，姚自豪放下电话，已是暮色临窗，大上海华灯初放的时候了。
这几天在准备下一期稿子时，待发的其他稿子都已齐了，就是没有太满意的中篇，姚自豪为此有些着急。
《故事会》的来稿里中篇故事占了很大比重，但上乘之作极少，而中篇故事在刊物中占有相当大的版面，质量的好坏直接地关系到整个刊物的水平。为了抓一个好中篇，编辑们往往会花费很大的精力。
通过终审的中篇故事已有好几篇，到时用上去也可以。但姚自豪总觉得这几个中篇不够“味”，少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鲜感。
姚自豪查了一下电子信箱，发现仅昨天和今天就有四百多件来稿。他希望能从中发现一篇更好的中篇故事。可是看了很久也没有，从他的编辑经验来看，这些邮件大都是一些新作者，通过这种渠道要发现一个成熟的中篇可能性很小。
到快下班的时候，他的眼前突然一亮，一个题名为《赤诚卫士》的中篇故事吸引了他。
故事写的是一名身负重案的犯人越狱了，两名警察奉命前往犯人老家“伏守”。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作品在铺陈情节的同时，对故事里的人物也作了浓墨重彩、精雕细琢的刻画。作者是辽宁省抚顺某监狱的一名狱警。
姚自豪顿时有些欣喜，觉得由狱警写狱警生活的这个中篇故事，有别于他看过的其他一些作品，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的角度都很有新意。略作思考后就按作者稿子末尾留下的电话号码，给作者去了电话。
作者接到电话显得异常激动。告说他的这个中篇曾寄往三个编辑部，结果都被退了回来，没想到《故事会》竟如此认真负责，很快就给予了肯定。
姚自豪心里明白，就作品现在这个样子，三个编辑部退稿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稿子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是致命的。但这稿子的基础是好的，正如同一块被粗陋的岩石包裹着的翡翠，需要把它的外壳剔除，并经过认真仔细的打磨之后，才能透现出它夺目的奇光异彩。
姚自豪在电话里就稿子存在的问题与作者谈了很久……
这天晚上，姚自豪对这篇稿子又反复地进行了思考，从人物刻画、情节切割、线索铺陈、结构布局、悬念设置等许多方面，总共提了八条修改建议。最后对于这篇作品的题目，他也没有放过，认为《赤诚卫士》缺少个性化，过于直露，并亲自拟了两个题目：一个叫《两个人的哨所》，另一个叫《今晚的月亮哭了》，供作者修改时参考。
第五章“幕后”之谜 （7）
第二天，一封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邮件邮到了辽宁抚顺。
邮件发出半个小时，对方发来了回件，那是一番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透过字里行间，似乎可见作者那一双满怀感激之情的泪眼……
一个令读者喜爱的精彩的中篇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这就是编辑姚自豪自己所书写的“百姓话题”。
夏一鸣是《故事会》创刊以来第一个有着研究生学历的编辑。
他曾当过中学教师，后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与《故事会》这本刊物有着学术上的亲和感。
1988年和1989年这两年里，编辑部又有人出国，又有人调离，本来还十分宽松的人手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就在这时，还在学校学习的他来到编辑部开始实习。
过了两年，也就是1991年，夏一鸣正式进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成了当时学历最高、年纪最轻的编辑。
夏一鸣早就听说主编何承伟善于给新来的编辑压担子。果不其然，他进编辑部不久，何承伟就在座谈会上向他交办了“谈古说今”的选题，并让他负责这个栏目的编辑工作。其时“谈古说今”只是个主观栏目，杂志并没有这方面的作品资源，所以，在开始阶段，每期二篇的“谈古说今”事实上都是他一个人根据相关文献改编而成的。
编辑部每年都有一次工作会议，由何承伟亲自主持，主要是研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刊物如何调整版面，充实新鲜的内容，适应读者和市场的需求。一次会议上，编辑们对于反映校园生活的故事也表示不太满意。
夏一鸣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刊物是一本通俗读物，主要面向高中以下文化学历，而这些读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学生，可是刊物上却没有一个栏目是反映和针对中学生生活的。如果增设这么一个适合中学生的栏目，不仅有利于对中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时也有利于家长和整个社会，不但可以赢得中学生的喜爱，同时也会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这样刊物的影响面就会更大。
编辑部很快达成增设这个栏目的意见。对于栏目的名字，有人提出叫“校园故事”，可是大家认为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因为顾名思义，“校园故事”是说发生在校园里的中学生故事。但实际情况是，故事里的人物并非全是中学生，发生故事的空间也不尽是校园，所以“校园故事”的叫法是有其局限性的。后来又有人又提出叫“少儿故事”，但大家又觉得年龄又好像小了一点，与刊物中以前设立的“妈妈讲故事”拉不开距离。
大家在栏目名上僵持住了。
这时夏一鸣打破了沉默。他提出：能否叫“16岁故事”？大家一听，感觉到这个名字挺新鲜的，不但适合中学生这个群体，同时也适用于“非中学生”的群体。十六岁在这里只是一个代名词，他的空间包括了这个年龄段的所有少年，那可是一个充满理想而又追求时髦的年龄。很快这个栏目便确立了下来。
会上何承伟还要求夏一鸣对这个栏目多加关心。也是事有凑巧，不久，电视台在热播《十六岁的花季》的电视连续剧，与《故事会》上的“16岁故事”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个栏目大放异彩。“16岁故事”不但在当时受到社会尤其是中学生读者的热烈欢迎，而且它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很久，甚至在历年读者参评的投票中，“16岁故事”总是得票最多的栏目之一。其中上海作者夏友梅创作的“16岁故事”《作弊的三好学生》还获得了文化部的金奖。
在编辑部这个集体中，夏一鸣年龄上属于承上启下。他博览群书，思维敏捷，办事沉稳，在刊物品牌栏目的建设上，他都能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名人讲故事”是《故事会》准备推出的又一个栏目，夏一鸣又一次接受开辟这个新栏目的工作。
他充分利用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国作家的多元关系，建立了一个适合《故事会》的“名人群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栏目也办得“一鸣惊人”。
其实夏一鸣对有些作家的创作背景还是有所了解的。九十年代初期，他已经发表了许多作家如张炜、陆文夫、苏童、陈世旭、朱苏进、余华等的文学评论，在《文学报》上甚至还主持过作家评论的专栏。然而，现在他接手“名人讲故事”之后，他还发现如要和作家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对话平台，以前的精神准备还是相当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不断充电！
一次，夏一鸣约请著名作家冯骥才为刊物写一篇故事。
冯先生早就声明不搞小说创作了。近年来，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丹青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是“绘事为要”。其次就是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在呼吁抢救正在消失的中国物质文化。散文也在写。但小说一类的文学创作已是久违的事了。
然而夏一鸣没有丧失信心。因为他知道，冯先生1988年在《收获》上发表过一组“市井人物”后，曾经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苏七块》立即获得同年度的全国最佳微型小说，而几乎是与此同时，日本就把这些作品给翻译了过去。然而冯先生肚子里还有许多人物没有写出来，这些人物不出来冯先生肯定是不罢休的！
当然，冯先生现在不写也有他的道理。
问题是要把它“勾”出来。
在谈话中夏一鸣得知冯先生患有较严重的颈锥病，而他自己的颈锥这两年也情况不太好。于是他们就把稿子抛至一边，而是专论“疾病文化”，在电话里不断地交流治疗心得。夏一鸣的爱人是一位医生，还特地搞来一套防预和治疗颈锥病的资料，寄到冯先生那里，两个人很快就达到了“同病相怜”……
一年后的一天下午，夏一鸣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来稿，一个电话打来了，他接起来一听，是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告诉他，故事写好了，已用特快专递寄来。
冯先生一口气写下了三篇，夏一鸣也是一口气将故事读完，“大快朵颐”，于是在1999年第十二期上将这些作品悉数发表。
冯先生还告诉他，今年春节他有18个单篇作品要在《收获》上面一次性发表。夏一鸣听了觉得这是本图书的好题材，于是立即和冯先生商量策划一套选题，计划除冯先生的这本之外，另外再选择金庸先生与贾平凹作为候选人。（金庸先生曾为绘图本《越女剑》写了十几篇故事，在题材上正好与此吻合。）冯先生答应把这本书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久拖不决，冯先生把书稿交给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这书印数已达十几万，又闻有关部门正在根据此书拍电视连续剧。
冯先生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旋即被《小说月报》转载，获得同年度百花文艺奖。
1996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来到《故事会》进行工作调研。
这位当时分管文化教育事业的市委副书记，怀着极大的兴趣走进编辑部，在第一间靠近走廊的办公室前站住了，因为她看见正对着大门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位女同志的身影几乎完全被淹没在小山般堆着的信件堆里。再朝里面看一看，天啦，除了办公桌上之外，那屋子里的书柜上，地板上，椅子上都堆满了信件和来稿，有的被一捆一捆地扎好，一层一层地堆上去，一直顶到了上面的天花板。
那位被淹没在信件堆里的女同志就是归依玲，她忙得连头都没有抬，只顾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