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坐在那里，见会场的大门敞开着，愿者坐下，不愿者走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想将来在《故事会》工作，就是同这样的场合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个性，那怎么能搞得拢呢？
就这样，这个年轻姑娘怀着几分不安，同时也怀着几分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怎么一晃就快三十年了！在这些时间里，她曾随老编辑顾伦去过上海南汇，与当地的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搜集故事，然后晚上挑灯夜战，伏在农民家的饭桌上帮助作者修改作品。她也曾单独去过陕西高陵县，代表刊物参加那里的故事会，并选出一些优秀的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她还经常与许多作者通信，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故事创作的名家……
当年扎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会》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关怀和温暖，从老一代编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她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可以说，鲍放是《故事会》老一代编辑优秀品质的传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传统意识的编辑。她埋头工作，不喜张扬，从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动脑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她默默地编辑着手中的稿子，默默地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寄出去一封又一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信件，然后再欣喜地将他们寄来的那些优秀作品编辑发表。看着一批批作者成长起来，她坐在编辑室里仿佛听到了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她喜欢《故事会》这样一个有着“健康心态”的集体，能为这个集体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心里会感到欣慰。
编辑部要召开笔会了，鲍放就会放下手中的稿子去帮着做会务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会把旧信封存放在那里，用着内部交流资料的时候使用。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作者有了困难，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给以帮助。
在宁波召开的一次笔会上，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农村的作者，一下子买了几十双旅游鞋，到上船的时候只好用担子挑着。可是，由于上船的人十分拥挤，那位作者一时无法上船。随同的其他作者都埋怨他，说是叫他少买几双，他偏不听，结果影响了大家上船。可是，这时人们却看见一位女同志，从人群中挤过去，帮着那个作者将那些鞋朝船上搬。
“鲍老师！鲍老师！”作者中有人叫了起来。
这时，人们才看清，那个前去帮忙的正是大家所崇敬的鲍放老师，她不顾船上人多拥挤的危险，与那位作者将那些鞋一点一点地随着人流向船上移。
刚才还在埋怨的作者们被感动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作者挤过人群，来到鲍放面前，立刻帮着将那些东西搬上了轮船……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崔陟这两位故事界的名人时，他们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鲍放是一位深受我们作者尊敬的大姐，作为一名《故事会》的资深编辑，她不但教我们怎样做文，同时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同样是关于鞋的故事。
那年崔陟带爱人去普陀山旅游，鲍放便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谁知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当崔陟夫妻二人走下火车，看到鲍放独自站在那里等候时，他们被这种真诚深深地感动。
崔陟的爱人在上海买了一双皮鞋，谁知回去一穿就坏了。他们觉得很生气，鞋还在保修期内，得找商店给个说法。可是这么远的路，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了鲍放。但为这件事情去麻烦一位编辑，又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鲍放知道后竟满口答应，并让他们将那双皮鞋和购物的发票一同寄给她，并负责到商店里去给他们再选一双。
崔陟夫妻很快收到了鲍放邮来的一双新鞋。
这都是编辑分外的事情，鲍放却做得那么自然，那么认真。
1988年秋天，远在黑龙江的故事作者吴祥，因所在的工厂经济效益不好，被迫宣告破产，吴祥同全厂的一千二百多名职工一起失了业。
吴祥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面对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一时仿佛天就快要塌下来了一样。此种困境向谁去倾诉，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他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鲍放。
不久，他收到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随信邮去了许多图书。鲍放在那封长信中与他共同一起谈生活，谈人生，谈生命的意义，谈面对困难的态度，告诉他要面对现实，勇敢地站起来，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并鼓励他一定要奋发努力，不要因此而丢了自己的故事创作……
第五章“幕后”之谜 （6）
读着这封语重心长的回信，吴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决心沿着故事创作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在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几十篇故事寄给鲍放，鲍放每次都是精心地批改，然后再寄回。在这种书信的往返中，吴祥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所得稿费也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家庭生活的困难。
1999年10月，《故事会》在上海举办第六期创作笔会，结束之后，利用半天时间用车送大家上街购物。
刘春山与金一这两位来自北方的作者，在选纱巾时挑去挑来竟挑花了眼，面对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纱巾，不知买哪条好。
这时，他们的身后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你们给爱人买纱巾哪？”
二人回头一看，鲍放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我来帮你们选。”鲍放说着，就在那些五颜六色的纱巾中挑选起来，最后选出两条，对刘春山问道：“这两条，你看怎么样？”
刘春山和金一都认为不错，于是就确定了下来。可是，还未等刘春山掏钱，鲍放早已拿出钱来递到了售货员的手里。
刘春山一见急了，急忙伸手阻止：“鲍老师，我来，我来。”
鲍放见了却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们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刘春山，做个纪念吧。”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刘春山竟呆呆地站在那里，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他是第一次参加《故事会》的笔会，第一次与鲍放见面，他不敢相信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竟还有这样热情对待作者的编辑，编辑和作者之间竟还有如此纯真的友谊。直到鲍放付完钱，将两条纱巾叠齐包好，递到他手里，他还未回过神来。
鲍放转身离开了，刘春山这才如梦初醒：“哎，还未来得及感谢鲍老师呢！”
离开上海以后，金一曾给编辑部来过一封信，在信的末尾，他十分感慨地写到：“鲍放老师是编辑，且又是老大姐；刘春山是（一个）普通作者，且与鲍老师首次谋面。非亲非故，既非上级，又无隶属关系，鲍放老师代表《故事会》的影响力及体现的人格力量，让我和刘春山离开上海后的通信中仍念念不忘！”
姚自豪曾经是上海郊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1996年，主编何承伟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名字已经想好了，叫做“百姓话题”。主要是通过这个栏目，在有趣的故事里说一些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发表一些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使这本刊物能够更加贴近读者。
由谁来主持这个栏目呢？何承伟便想到了姚自豪。
何承伟明白，要想办好一个栏目编辑是关键。他喜欢用那些诚实忠厚而又具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因为这样的编辑除了务实之外，同时还会以其人格的力量为编辑部营造出一种好的氛围，凝聚人心，创造效益。
经过与姚自豪的交谈，他乐意接受这个栏目，于是便离开学校，到《故事会》担任了一名普通的编辑。
1968年，姚自豪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来到金山，来到了这个故事之乡。两年以后他便开始故事创作，发表的第一篇故事名叫《满江绿》。
1978年夏天，姚自豪与好友毛一昌坐在金山的一条小河边，一瓶开水，一壶清茶，两把椅子，一边饮茶，一边构思他们合作的第一个长篇故事。
毛一昌与姚自豪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两张办公桌面对面。他们在工作之余便开始了“地下活动”，四处采访搜集故事素材，最后将毛泽东的堂弟毛福轩，大革命时期在金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采访后写成长篇故事《特殊身份的警官》，首先在群众中讲述，大受欢迎，主要章节很快被《故事会》发表，接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被请到湖南的潇湘电影制片厂，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同名电影。
姚自豪就这样迷上了故事创作，接着又出版了第二个长篇故事《“2020”的幕后》。二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故事。同时他又是一位故事讲述家，他说话风趣，语言幽默生动，所讲之处都深受群众的欢迎。
现在，“百姓话题”这个栏目在《故事会》上已经开设五个年头了。在姚自豪的精心主持下，不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同时很快地就办成了《故事会》的品牌栏目，姚自豪在上面所花的心血可想而知。
1999年5月，在湖南一个还在使用手摇电话机的偏远乡村里，总机的女话务员叫一位名叫唐凤雄的故事作者接电话。
唐凤雄万万没有想到，电话竟是《故事会》一位姓姚的编辑从上海打来的。唐凤雄一下子愣住了，对于这个长年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作者来说，上海是多么的遥远啊！姚编辑在电话里说：“唐凤雄，我已先后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你都不在啊，你寄来的故事我看了，感觉不错，我准备送审，不久会有通知，你多写一点，以后直接寄我……”
可是，当姚自豪将这篇故事的大样连同几本刊物、一个笔记本和长长的一封信邮到唐凤雄手中的时候，另一家刊物却同时邮去了发有这篇故事的样刊。后来在姚自豪的再三询问下，唐凤雄只好说出了实情。
已经准备采用的稿子被姚自豪抽了下来。这件事使唐凤雄对再次给《故事会》投稿也失去了信心。
可是，第二年的4月下旬，唐凤雄从县城学习回来，乡里的话务员就告诉说有一位上海姓姚的，一连打来了十几个电话找你。果然，当天下午又来了电话。唐凤雄简直不敢去接那个话筒，可是，姚自豪在电话里那温和的声音却是那样的令人激动，因为姚自豪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故事会》第三届作者培训班在十月举行，我想推荐你参加……”
天啦，唐凤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着，姚自豪在电话里，对于那篇一稿两投的作品，只说是已在别的刊物发表了，《故事会》就不能再发了，很有点遗憾。听着听着，唐凤雄不觉心潮难平，泪湿衣衫。
现在，唐凤雄通过自己的写作，已经走出了大山，在省里担任一家杂志的编辑了。
为了经营好这个栏目，姚自豪就是这样精心地关怀和培养着故事作者。
2003年7月16日，姚自豪收到一封广东佛山的来信。
这信是一位作者写的，他在信中十分气愤地批评了由姚自豪在第一期上编发的一篇名叫《镇长剃头》的故事，是一篇抄袭之作，而被抄袭的作品就是这位写信作者本人的作品。为了证实，他还随信寄来了收有自己写的《镇长剃头》一文的作品集，他要求编辑部就此事必须向原作者道歉。
为了对两位作者负责，姚自豪随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那篇作品找来阅读，然后又将两篇文章进行了对照。
他立刻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抄袭”事件。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由姚自豪编发的那位作者的作品，的确是抄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