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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刊物接着又开始效仿，纷纷推出“笑话”。
何承伟此时早已将他主办的刊物开始涉足另一个领域，将幽默的故事与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在刊物的封二封三开辟了极富故事性的幽默漫画专栏。这种故事与漫画的有机结合，令读者耳目一新，使他所编辑的这本《故事会》，很快地与别的期刊拉开距离，并更加受到读者的喜爱。
1984年，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故事类期刊，《故事会》与其他文学类期刊的竞争逐渐转向了故事类期刊之间的竞争。这时的故事类期刊大都走的是过去民间故事的老路，主要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民间故事。如何使《故事会》在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特色，何承伟经过思考后，与编辑人员共同研究，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中篇故事”专栏，增加刊物的厚重感，让读者认为更有“读头”。
当时全国发表中篇作品的刊物，大都是一些大开本的文学类期刊，有人认为，一本“小”刊物每期要发表一个中篇故事，全国无此先例，会影响到刊物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带来发行的下降。可是，这项新举措一实施，刊物顿时“洛阳纸贵”，以后竟成了一个品牌栏目。
何承伟经常想，《故事会》能否为中国期刊的发展留下一点什么。
1993年，何承伟根据刊物发展，将延续近三十年的刊物页码，由过去的六十四页增加到九十六页……
接着，何承伟为这本刊物制定了“小刊物，大理论，大发行的格局”。
放手让编辑工作，对人以信任和尊重，这是何承伟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进人还是发稿，他都会让编辑们坐下来共同研究，从不一个人说了算。在他担任主编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来未向编辑部“推荐”过一篇稿子，也从未“推荐”过一个“人才”。
在用人上，何承伟不会在意年龄、背景，更不会因为关系而去谋求某种私利。重要的是你的为人是否正派，思想有无价值，业务能力够不够强。他喜欢用那些办事踏实、为人忠厚、内有才学的编辑，他认为一本刊物是编辑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要使刊物有自己的特色，使自己确立的办刊宗旨得以实现，就必须选择得力的人选，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坦荡的胸怀便是胆识的基石。
谈到中国的期刊，人们自然要谈到《故事会》。谈到《故事会》，自然离不开何承伟。作为主编，何承伟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才略和胆识，将《故事会》这艘航船引向前方。他和编辑们都看到，每一次创新和突破，都给刊物带来了新的活力。
1979年的春天，新燕剪柳，春笋拔节，何承伟带着《故事会》的几位编辑来到有着故事之乡之称的金山。
编辑们安定下来之后，就与故事作者广泛接触，忙着组稿看稿。在送来的稿件中，有一篇名叫《三百元的故事》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思，立刻引起了编辑们的兴趣。可是到真要采用这篇稿子时，却又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意发表的人主要是认为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未作正面的描写，发表后怕产生副作用。而主张发表此作的编辑则认为，这则故事好就好在它没有过去“革命故事”的框框，单纯地去写“正面人物”，而是写了社会上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人物，写了这些人物的智慧和行动，情节生动可信。
争论的结果，大家决定将这则故事先拿到群众中去讲一讲，看看群众的反映。
写这则故事的作者被叫来了。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编辑，他显得还有几分腼腆和不安。他自我介绍他叫吴伦，1976年由部队退伍回到金山。对于故事创作自己还很陌生，在五月的金山故事会讲中，金山的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写一个故事参加会讲，就这样他动笔写了这则故事。
这则故事在群众中的演讲是成功的。于是陈中朝就将吴伦叫来，一起对作品在演讲中反映出来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改。稿子改好以后，又送何承伟过目，便在这年的第五期《故事会》上发表了。
连吴伦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则故事发表之后，在全国故事界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界的地位。
第五章“幕后”之谜 （5）
吴伦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
由于他在部队里曾担任过采购员，退伍后又在商业部门工作多年，因此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所了解，作品所涉及的面也比较广。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尽管他写了许多作品，可是到了编辑的手中却都给“枪毙”了。这段时间，他的稿子是写了退，退了改，改了再退……穿梭般来往于金山和编辑部之间。
老编辑们到底退了吴伦多少稿子，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吴伦每次来编辑部，老编辑们就将一些读者来信让他看，让他了解读者的口味，了解哪些故事才是好故事，逐渐提高他的写作鉴别能力。后来又由《故事会》出面，让他参加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故事培训班，给他提供提高写作的机会。
就这样，吴伦在经过了两年多的“摔打”之后，故事创作逐渐摆脱困境，走向了成功之路。
1983年到1984年，是吴伦创作的暴发期，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期的《故事会》上都有他的作品，他成了读者最受欢迎的故事作者之一。
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故事会》编辑部决定为在全国故事创作中有影响的作者出书，而这套故事丛书的第一个被确定的作者就是吴伦。
经过数不清的失败之后，吴伦终于成功了。《吴伦故事集》出版不久，在1986年，他被《故事会》聘为首批特约编辑。这个“小字辈”的故事作者，开始帮助编辑部看稿子，修改作者的作品，接触编辑工作。
1988年，吴伦正式调入《故事会》担任编辑。在经过近九年的编辑工作锻炼之后，1997年，吴伦被聘为《故事会》副主编，成了这本刊物的“管家”。
由于吴伦是在编辑部的培养下，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基层写出来的副主编，他除了对故事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之外，特别是对于业余作者在创作上的艰辛，更是体会深刻。因此，在处理来稿时，他就经常会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思考，只要作者的作品有一点闪光的地方，他都会写信去给以鼓励。有时为了一篇来稿，他会不断地与作者联系，耐心地提出意见，帮助作者修改，使其能够达到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他认为，作为一名编辑，如果因为自己的工作疏忽而埋没了一篇好稿，那简直就是一种职业犯罪。
吴伦无疑是一位写故事的好手，如果发展下去，也许会是另外一片阳光灿烂的天地。但自从担任了编辑，特别是担任了副主编之后，基本上是“金盆洗手”，为着这本刊物，他心甘情愿地整天埋头在那间窄小的屋子里，将编辑部一个又一个新的办刊构想，通过他整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变成现实。
每天只要一打开办公室的房门，他就开始忙碌。审稿、签发稿子、接待客人、不断地与电话中的读者交流、出席社里的有关会议、策划笔会的相关事项、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创作基地了解情况、到学校或农村征求读者的意见、开展优秀作品的评选……如此等等许许多多的编务工作和日常事务性的事情都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故事会》办刊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只有将锻炼身体的时间安排在每天下班后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之后。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锻炼不行啊，每天工作这么转下去，不锻炼身体会吃不消的。”
每一个与吴伦接触过的故事作者都说，他们对这位副主编最深的印象是四个字：热情负责。
黑龙江的作者吴祥在几年前曾写了一篇故事邮到编辑部，目的并不完全是想发表，而是“投石问路”，看看《故事会》编辑部对待作者作品的态度，以确定自己以后的创作和投稿方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年的五月份，他突然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来信，通知他到上海的莘庄参加笔会，所有的差旅费全由编辑部负责。
原来，他的稿子邮到编辑部后，吴伦在看稿时发现稿子虽然写得不够理想，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离正式发表还有较大的距离。但是，这篇稿子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故事核”。同自己过去在陈中朝等老编辑的指导下修改作品一样，有一个好的“故事核”，只要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一定可以成为一篇好故事，因此他决心要救活这篇稿子。
救活了一篇稿子，也许就扶起了一个优秀的故事创作人才。吴伦从自己成长的历程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他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希望能让这位作者来参加笔会，修改作品。
吴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负责的编辑部，在吴伦等编辑的帮助下，他终于将作品修改出来了。这次笔会竟然成了他创作上的一个转折，从此他便与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吴祥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令他至今不忘的却是改稿之外的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改稿中，吴祥曾在莘庄的一个小摊上买过一只手枪式的打火机，想笔会结束后回家去送给侄子。他有两个侄子，可小摊上却只有这么一只，不觉感到有些遗憾。谁知这事被吴伦知道了，到笔会结束游览上海的城隍庙时，每到一处摊位前，吴伦就会不厌其烦地用上海话向摊主询问，这样一直陪着吴祥转了几十个摊位，终于买到了那种打火机。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吴伦本人都已经忘记了。可是，当年许多参加笔会的作者还记得这件事情，吴祥本人还记得这件事情：“时至今日，吴伦老师那带着浓重上海方言的问话还不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想：《故事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故事刊物，一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将所有热爱《故事会》的作者和读者，都当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吴伦仍然爱回到金山去看一看。多少年过去了，金山这座临海的县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那个捧着稿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编辑面前的年轻人，是否想到过自己哪一天会走进这个令人神往的编辑部，并担负起副主编的神圣职责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为着故事创作所付出的心血，所受到的锤炼，好像就是在为着自己这种人生的事业做准备一样。那时所付出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这种职业做着前期的训练。要是没有老一代编辑的言传身教，他的这种训练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他总是希望老一代编辑的优良作风，能够在他这一代得到发扬光大，并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后来成名的故事作家崔陟，当年在冀北大山沟里的土炕上开始写故事的时候，除了经常与老编辑陈中朝通信之外，还与一位名叫鲍放的“男子汉”编辑通过几次信，崔陟在信中开始称“鲍放老师”，后来又称“鲍放兄”。对方总是每信必复，这使久居深山的崔陟很感动，真想像这位编辑说一声“谢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接到编辑部通知，让他去参加一次笔会。
崔陟兴高采烈地来了，报到之后，他就想亲自见见那位曾经与他通过信件的“鲍放兄”。
可是，当他真正地见到鲍放时，却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不肯相信，那位站在他面前的女编辑，竟然就是他所崇敬的“鲍放兄”！
鲍放中等身材，齐耳的短发，上身穿一件合身夹袄，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显得朴素而大方。
这正是鲍放的本色：朴实，自然，真实。
1975年，一位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农场调到《故事会》，报到的第一天，老编辑钱舜娟就带着她到上海工人文化宫听故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