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陆数位青年党史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左」祸》一书，於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华出版杜出版，书中所提供的这方面数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因为书中内容完全是来源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室等单位的原始资料，所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在《中国「左」祸》面世之前，中共公开的有关资料（如九一年公开出版的由廖盖隆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已经正式公布了当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于」帽子的人数总共有五十五万余人，但从未披露当时末被正式戴上帽于，实际上却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被整肃者数字。
《中国「左」祸》一书披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才告结束，期间经历了抓党外右派、抓党内右派、抓军内右派和反右倾等几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所谓「引蛇山洞」的「阳谋」开始，整肃的对象绝大部分者是「猖狂向党进攻」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间是五七年下半年。在此後二十年的复查中，陆续被摘帽者人数多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到一九八零年五月的统计，被摘帽者人数达五十四万余人，当时的说法是：剩下的一万人继续甄别。不久，又宣布这一万人中只有九十六人不予平反。
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九十六人，总共是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这就是至今为止能够统计到的被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总人数。
荒唐的是，当年负责这场反右斗争的重要主事者之一，现中共首际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至今还在坚持说：关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於扩大化」可是，如果我们用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这个右派总数，除以九十六这个「名符其实的右派」人数，所谓「仅仅是扩大化」，竟一下子「扩大」了五千七百六十倍。
戴帽子右派和未戴帽子右派
关於末被直接戴帽子的党内右派的具体数字，书内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只是说「在党内反右斗争中，广大的普通党员所遭到的迫害和打击在数量上是极其惊人的」。「大批党政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有数十万党员受到各种各样的纪律处分。至於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党员和非党右派一样，遭到拘禁和强制劳动」。
从古中所披露的这些事实看，中共在整个笫一场反右斗争中，党内党外的所有被整肃对象，即在这场反右斗争过程中被拘禁劳改或发配变相劳改的人员（戴帽子右派和不戴帽子的右派），应该说大大超过了外界所披露的最高数字：五十五万。
前面所列出的反右斗争中被整肃的人数还不算惊人，更惊人的是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整人数字。
在一九五九年继批判彭德怀之後所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主要是整肃大批中共各级机关干部和各类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後来就连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也捎带其中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总政治部《关於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此後即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
过去，中共党史资料中一直是强调中共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应该控制在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但到一九六二年中共进行所谓甄别平反过程中统计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对象，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三百六十五万，占其当时全部党员总数二千六百万的百分之十四强。
另外，历时仅仅半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如果加上全国各地农村基层被整肃的人数，大概要在二百六十五万的数字上翻上几翻，因为二百六十五万仅仅是被整肃的党员数字，而农村生产队一级的不脱产干部，相当一批不是党员，而被整肃的农村的富裕中农和上中农，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党员。
《中国「左」祸》一书中透露的反右倾运动时的军中整肃情况，更是第一次被公开曝光。书中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整完彭德怀後，军内直接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类」、「三类」划限整肃的达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总数达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人。
中共从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斗争，虽说是在五八年九月宣布结束的，但此时还在继续补划右派，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反右运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另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还发动了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农村「整风整杜」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等等，而紧接著进行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继续。
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从五七年下半年到五九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中共政权的全部整肃对象到底有多少？虽然《中国「左」祸》一书中也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总数，但根据书中内容进行简单相加，应该说超过了一千万人？。如果再加上这些被整肃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受株连的家属，数字就更是触目惊心了。
由大陆出版杜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部如此大胆，揭露出如此触目为心的残酷事实的中共党史读物，自然会让中共党内的僵化分子恼羞成怒，例如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对公开出版这样一本著作，即非常气愤，认为其中内容是「全盘丑化共产党」。
关於朱熔基对这本书的态度，有的报导说他比较支持万里的意见，认为书中的内容只要是事实就没有理由查禁。也有报导说因为朱熔基本人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深受其害，现在反而不便在是否查禁这本书的问题上公开表态。
搞所谓的「大鸣大放」运动，本来就是毛泽东「引蛇山洞」的所谓「阳谋」，而朱熔基不过是被中共正式承认的五十五万条蛇中的一条小「蛇」。依他当时的副处级职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还不可能注意到他。
至於当时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高位的李富春，为什麽没有替他说话则还是一个政治谜团，也许连朱熔基本人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准确答案。
一九五八年四月，朱熔基被中共国务院机关正式宣布戴上了「右派分于」帽子，并由中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据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一位中共离休干部回忆，朱熔基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时，当场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反党，可是被命令为了完成党内右派的「超产指标」，只有服从党的决定，为党当一次「反党右派」。
这位从一九四七年进入大学起，即开始投身中共赤色学生运动的左翼青年，作梦也没有想到入党十年後，竟然成了「反党右派」。据接近朱熔基的人士介绍说，朱熔基自己曾对人讲他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只是因为对当时的国家计划发表过几句不同意见，认为有些不切实际。
大陆也有传闻说，当时李富春之所以不能保住朱熔基，是因为朱熔基在「鸣放」过程中，为高岗说过几句公道话，高岗後来在权力斗争中性命末保。
因言获罪後，朱熔基被下放农场劳动数年，据说因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後遗症。一九六二年，他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先是被分配在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员，後来又到计委综合局任工程师。
朱熔基的右派问题後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直到九一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仍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说右派出身的朱熔基政治上不可靠。具讽刺意味的是，极力提拔朱熔基的是邓小平，而五十年代具体执行毛泽东反右行动的正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
有一个可能今朱熔基本人也无可奈何的现象是，朱熔基虽然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敢於讲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不幸，但中共对外公开宣传的「朱熔基同志简历」却对此事只字不提。
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结束後，中共当局以「新华杜」发的贯常「新闻一律」作法，令全大陆各大传媒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其中「朱熔基同志简历」中这样写道：「朱熔基……一九五二年至五八年，任国家计委燃动局、结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一九五八年至六九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这一来，就把朱熔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掩饰过去了。朱熔基对此未必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也只能作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态。
朱熔基步入中共高层後，有人认为邓小平对他当年的所谓「右派」问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朱熔基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小人不计大人仇」才对。
第三章 从副科长级到副部长级
也许是应了天将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那句老话，满怀一腔抱负的朱熔基，欲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大展身手，就必须先经受一番政治风雨的磨难。
朱熔基之所以有了在当今中国大陆这个风险无比的政治大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机会和攫取宰相宝座的才能，也是因为这那五年的劳改生活，不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成为他积蓄内在政治势能的一个必要过程。
虽然朱熔基在五八年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并遭开除党籍，但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及无数「右倾机会分子」中，朱熔基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不但是毛泽东要搞所谓「阳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助纣为虐。因而，一般从党和政府机关干部中被挖出的右派，无人敢同情、敢给他们讲好话。
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因为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把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与所谓「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派」相提并论，正式有了「地、富、反、坏、右」的说法，从此右派分子的社会地位就同「反革命」，甚至各类刑事犯罪分于完全一样了。
五年劳改换回难得人生经历
但不知是因为上面有人暗中保护，还是别的什麽原因，朱熔基只在右派农场劳动了极短一段时间，即被原单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计委业余学校的一个普通教员。
在当教员期间，朱熔基充分利用了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同时，既然是当教员，就必须功有自己的文化和理论的不断充实。这样说来，比起大多数长期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于来讲，朱熔基真的是比较幸运。
一九六二年，朱熔基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即结束了教员工作，被召回国家计委机关，在国民经济综合局从事业务工作。因为还属於政治上的「内控人物」，所以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是给了他一个工程师的业务头衔。
「文革」开始後，「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埂、右」）更是成了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阶级斗争对象」，朱熔基也立刻被国家计委机关的「造反派」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好在运动的重点很快就被「伟大领袖」引导到「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方向上，当年将朱熔基打成「右派」的人反而成了「运动对象」。所以，朱熔基仅仅是在少数几次「革命大批判」会议上，给「走资派」们当了当陪衬，没有受到太多的皮肉之苦。
不过，因为他在五八年以前，曾经当过计委领导人的秘书，而计委的领导人在「文革」初期，几乎都被打成了所谓「走资派」，所以「造反派」们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庥烦，不时让他交待，曾被他刀笔伺候过的几个计委主任、副主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甚至当年主持把朱熔基划成「右派」的一个计委领导人，此时竟也被罗织出一条包庇「反党右派朱熔基」的罪行。朱熔基没有办法，只好证明那位领导人在反右斗争中从来没有对他表现出「心慈手软」，这当然是朱熔基的心里话，当时也有效地为那位计委领导人开脱了一项「罪名」。
到了「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