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会出了「六四」镇压的「正面意义」。
正因为上述心理的强烈驱使，加之邓小平唯一能够相信的人物，他的几个子女们的一再鼓动，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快总比慢好」的主观判断。
谁将是改革失误的下一只「替罪羊」
同时，根据他自己对自己在世时间的期望和判断，他自然会认同只要他在世一天，什麽总书记，什麽中央军委主席，什麽国务院总理的虚名，阿猫阿狗担任区别都不大，关键是要在国务院系统内，有一个真正得力的推行市场经济的运作者，能够按他的意愿行事，以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开放的不可逆的成果，而这个运作者就是朱熔基。
邓小平也吸取撤换前两任总书记的教训，尢其是吸取了撤换赵紫阳的教训，所以已经预先想足了对改革可能再次引发社会动荡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再次批出一只「替罪羊」，用以证明总设计师规划的改革政策「经是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所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拼命鼓吹高速度，「上台阶」，「抓住机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适时补一句：「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邓小平所设想的这个「替罪羊」的预备人员，最可能就是李鹏。谁让他那麽贪恋总理职位，并依仗一大批中共政治元老的支持，常常对邓小平阳奉阴违来著！既要顶虚名，就得时刻准备著承担失败的责任。
如此分析，邓小平虽然在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上保留李鹏的总理职位，表面看是真正被邓小平器重的朱熔基，没有取得最高领导职位，但如果稍微往远一点看的话，就应该明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之初，也就是在经济改革风险最大的这一段时间裹，由朱熔基干实事却不顶虚名是利大弊小。
当然，邓小平的这套计谋不可能一点马脚不露。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的手法不高明，而是因为他既然要让朱熔基干实事，让李鹏顶虚名，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朱熔基掌握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导上的实权。时间一长，李鹏也不至於会笨到对邓小平的这些举措，不如丝毫分析之地步。再说，李鹏四周仍有不少智囊在帮他分析局势之利弊。
李鹏在九三年四月下旬刚刚生病时，真的有「出师末捷身先病」的无奈心理，但随著时问的推移，随著他躺在医院裹，静观朱熔基劳神费力的这段过程，同时也不排除其家人及智囊，对他分析大陆经济形势之走向，及近期形势对於他马上恢复工作之利弊。李鹏肯定现在已经有了对付朱熔基这个政治劲敌的新策略，即借病发挥、慢病长养。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风险中，中共政治人物都学会了一套形势有利时充分表现自己，形势不利时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本领。而最常用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预留後路，即事先就安排好将来推卸责任的托辞。
李鹏病情随经济形势而变化
而身为国务院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养子的李鹏，混迹中共官场多年，自然不会不深谙中共官员这种运作的招数，何况还有一批政治老人会随时对他给予指点。
所以，单纯从健康和寿命角度考虑问题，李鹏自然为患上心脏病而郁郁寡欢，但从自己的政治前途角度考虑问题，李鹏现在极有可能已经明白了「塞翁失马」的道理。
今後，假如中国大陆再次因为经济改革，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而迫使邓小平调整政策的时候，李鹏能够用最充足的理由说明，问题都是出在他因病没有理政期间。虽然在此期间对外没有正式公布朱熔基代行总理职务，但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有过专门决议，从会议记录到向国务院各系统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的专门文件，都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
据此，李鹏则可「理直气壮」地说明，国务院的种种决策是朱熔基主持制定的，具体工作更是朱熔基一手执行的。朱熔基不承担责任还能有谁？
所以说：李鹏抱病不理政，同时又抱病继续保留自己的总理职务，甚至在他养病期间连个「代行总理职务」的正式文告，都不对外宣布，实在是非常的高招。
如果哪一天李鹏突然被宣布病体彻底康复，那可能意味著李鹏自我感觉经济形势的风险系数，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或是朱熔基也看透了李鹏的诡计，在政治局会议上，甚至到邓、陈两位大老那裹，坚决表示要麽在给自己「扶正」的前提下继续工作，同时也甘愿承担风险；要麽以「没有代总理之职，所以名不正故言不顺」为有利藉口，强烈要求今後如果继绩仅顶副总理之名，所以也只干副总理之事。
九三年七月二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开宣布，几个月前刚刚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继任国务委员并继续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保留国务委员职务，但免兼任人行行长职务，人行行长一职由副总理朱熔基亲自兼任。
李贵鲜下台一事传出後，海外评论界普遍叫好。同时，大陆上的一大批赞成和拥护中共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也都为此事拍手称快，理由是：改革势力在国务院裹的头号代表人物是朱熔基，所以他在国务院系统抓到的实际权力越多越好，亲任的实权职务也是越多越好。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则如今大陆实行的迅猛经改政策已经到了风险最大的关头。而在此时，首先是李鹏称病：按著又让朱熔基亲自兼任人行行长这一国务院所有机构中最为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在这两件突发事件的背後，到底是有利於中共改革派的因素居多还是相反？
李贵显辞职包藏祸心
众所周知，包括当年华国锋先後辞去国务院总理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後来又有的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等事件，当事人都是被迫的。而真正由当事人主动请辞的中共高层领导下台事件中，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事实上，就包括当年一大批中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主动请求不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所谓明晓大义之举，都是在邓小平的一再劝说下才完成的。
但是，这次李贵鲜突然辞去兼职，却没有辞去其即使没有实权，但至少仍有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的国务委员职务。在这种辞职方法的背後，到底存有何种真实动机？
一般评论都认为李贵鲜其人，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或犯了错误，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免职的。但据内幕消息说事实上李贵鲜是主动请辞的。而且，他主动请辞的主要原因是要同朱熔基赌口气，乐得一边图个清闲、一边等著看朱熔基的笑话。
在一次分析经济形势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会议主持人朱熔基，当著众人的面羞辱李贵鲜说：「你懂得股票市场是怎麽回事吗？身为主管金融、货币的国务院领导人，像你这样自甘当「外行」怎麽行？」
这席话自然令李贵鲜极为难堪。在中国大陆，「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流行于「文革」时期，当时，人们用这句话形容那些靠「造反」起家或靠所谓「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口号登上各级、各部门、各行业领导岗位的「大老粗」。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拨乱反正」以後，「外行领导内行」则是对不称职的领导人的最尖刻的讽刺。所以，当时李贵鲜受了这样一顿抢白後，颇有变脸的之意。如果不是别人一再劝阻，李贵鲜差点就当场拂袖而走。
事後，朱熔基虽然专程登门向李贵鲜致歉，但李贵鲜不可能咽下这口气。他先後在江泽民、李鹏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裹逐一告状诉苦。为此，连除了军队工作从来不过问其他的刘华清，都曾经劝告朱熔基「要善於团结大多数干部」。
李贵鲜下台後，有报导说李贵鲜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所以李贵鲜的下台是对李鹏的一大打击。这类报导的前提不准确，结论则可能没有击到重点。
首先，李贵鲜并不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李贵鲜确实去苏联学习过，但那是在一九六零年以後的事情了。而李鹏到苏联留学早在一九四八年。算起来，李鹏的留苏时间比李贵鲜整整早了十二年，再者，李贵鲜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化工学院，李鹏当年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动力学院。所以无论怎麽拉扯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是同学关系。
其次，在李贵鲜失去人行行长这一「实权」职务的问题上，李鹏未必怀有什麽「伤心」情绪，而且李贵鲜的辞职还可能是李鹏的授意。
利弊难分
中国人民银行做为中共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固然凸显重要，但这个部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相比即使再重要，在行政级别上也不过是个正部级单位。
李贵鲜下台一事，如果被用来说明是朱熔基整倒了一个政治对手或是削弱了一个政治对手的实权，倒还勉强能够成立，而据此用来证明朱熔基掌握了实权，则过於牵强。因为要如此解释的话，朱熔基似乎应该兼任国务院所有部委的正职，才算是真正有了「实权」。
今後一段时间内，中共改革政策迅速强制推行所带来的种种经济不良症，几乎都可以归结於金融方面的问题上，如今把金融这付烂摊子全部栽到朱熔基头上，让他继续放也不是，动手收也不是，这就是李贵鲜等著看朱熔基笑话的真正动机。
在李鹏主政中共国务院时代，国务院官员评价他是「只管油监酱醋柴，从来不听专家意见」。朱熔基与李鹏相反，不但时时注意听取国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还专门让手下人随时为他搜集国外经济专家，对中国大陆经济形势的评价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以便制定或随时修正经济战略决策。
朱熔基所具备的这一特质，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领导人看来，应该说是起码的一条，但相对於李鹏这样的经济领导人来讲，不能不说是朱熔基的一大优势。
就在大多数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就认为：目前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比如中共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就表示：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实际的，九三年上半年，大陆通货膨胀达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属於正常现象，而且还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甚至外贸负增长及失业人数增加等现象，童氏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他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产物。他也认为中共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因为如果这样，倒楣的不是沿海地区，而是西北及东北部分正在发展的省市。
他指出，中共如果继续紧缩银根，地方向银行贷不到款，必须会留款自用，那麽上缴中央的钱少了，政府部门的收入也会出现困难。
童大林其人在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曾应邓楠之约，就大陆实行市场经济问题，成立过一个对外不公开的谘询机构。而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邓小平提供「周边国家」靠市场经济发达的情报谘询。
正因为如此，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再发展到後来中共政治局表示了对市场经济认同以後，童大林及与他共同鼓吹市场经济的吴敬涟等人，立刻名声大噪，而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等人，对童大林的意见不能不慎重考虑。
靠专家意见制定决策
但童大林的看法，却与受到朱熔基等中共领导人敬重的美国经济学家麦京农意见相反。麦氏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自由化应循序渐进。所谓「倒爬楼梯」模式，即先开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再搞一级市场，最後建立会计、税收制度的方法并不可取，还是应先建立会计制度。因为中国（大陆）有企业发普通股票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很难让持有股票人真正得到什麽。按常理持有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所有权，因为政府仍拥有企业，红利的分配政策也不清楚。所以，股票市场的开放是渐进的才对，即中国大陆可以先有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
另外，中国（大陆）的财政赤字，也使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规模受到限制，政府需要部分垄断金融部门，从国家银行体系得到填补赤字的资金。看来只有赤字的间题解决了，中国（大陆）才能获得完全开放其资本市场的自由。
麦氏是美国史丹富大学经济系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ING）和金融压抑（FINANCIALDEPRESSION）理论而闻名於世。
麦氏其人虽然是个外国学者，而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但他的背景十分特殊。他过去曾担任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韩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现兼任世界银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