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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国际航天舞台上，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它的外形像一个大皮球，外径0。58米，重83。6公斤，它的构造比较简单，由两个铝合金半球壳对接而成，壳外有四根鞭状天线。1958年1月31日，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卫星重8。22公斤，携带了很多仪器，它首次发现了地球辐射带。1965年11月26日，法国发射了第一颗“试验卫星一号”，它是一个双截头锥体，重42公斤。“大隅号”是日本1970年2月11日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外形呈球形，直径0。45米，重量只有9。4公斤，这颗卫星的发射比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仅早两个多月。
中国发射的这颗卫星的质量，比上述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质量总和还要多，其跟踪手段、信号传递方式、星上温度控制系统也都超过上述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水平。
当初，孙家栋接手对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确定总体设计指标时，矛盾接踵而至。体积要求、重量要求、功能要求、匹配要求，一个接一个的要求出现在孙家栋面前。比如功率消耗的分配与限制，首先对各系统提出了具体限制要求，要求各系统在设计分配指标时将功率消耗控制在所限定的要求内，各分系统、子系统必须层层照章办理。而各系统为了给本系统留有余地，都想方设法尽量多申请一点指标。“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使用的是化学电池，从总体出发难以平衡和满足各系统的初始功率消耗要求。当某些系统申请到了比较大的功率指标后，严格要求自己的分系统加以控制，不得突破，经过研制人员的“精雕细琢”，有些系统在实际研制中却又没有用了那么大的功率，这些功率消耗不掉反过来又给整星的温度控制系统带来不必要的新问题。比如当时卫星上的应答机已经申请到了10瓦的热耗指标，可是设备研制出来验收交付时的实际功率却只有8瓦。此时，整星的热控计算早已完成，按照卫星的研制进度热平衡也都已经安排完毕，如果这里少2瓦，那里少1瓦……卫星的整星温度就会变低，卫星的整体温度水平就会受影响。当时各系统的设备都已经做出来，再改动已经来不及了，由于进度要求非常紧迫，任何细小的改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局，这个看似小的问题竟然突出了起来。当这对矛盾反映到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那里时，孙家栋也感到很头疼，但他经过认真思考，却用逆向思维方法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为了不影响卫星的整体热平衡，哪个系统出现了余量就在哪个系统串联一个功耗电阻，富余多少就串联多少，把富余的功率由电阻消耗掉。这样，既不影响设备的工作状态，又可以维持卫星整体的温度水平保持原设计的平衡状态，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后来的卫星出现了重量富裕后，由于动平衡试验已经完成，也采用这种办法，在重量不够的仪器设备处加配重来解决，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发明。
孙家栋的信念就是要绞尽脑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足，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出问题的现象都一个一个排除，做到心中有数。没有在发射现场的孙家栋坚守在北京卫星总体设计部设立的临时卫星接收站，他及时将汇集来的信息进行比对，验证卫星信息的可靠性。此时，卫星成功了！卫星真的成功了！他抑制着自己发自内心的无比喜悦心情，眼里涌满了激动的泪水。这时，他也想欢呼、想跳跃，但他悬空多日、高度紧张的大脑一经放松，顿时感到浑身疲惫无力，他坐在椅子上伸直双腿将头靠在椅背上，任凭眼泪涌流。昔日的汗水，此时的泪水，表达了孙家栋对祖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无限深情。
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共同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但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此时的孙家栋会有什么感想？他的心里会不会感到委屈和难受？几十年后当有记者采访他谈到这件事情时，孙家栋心态依然很平静。那个年代能有机会上天安门，并且能见到毛主席和那么多中央领导，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但是坦率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里，追求个人荣誉的念头似乎不是那么现实，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失落感。因为孙家栋所要做的事情是把卫星搞成功，现在卫星已经成功地在天上运转了，心里最为关心的实际上是卫星什么时候会过我们的头顶、能不能按照理论要求准确运转。
当时的《人民日报》整版登了卫星运行时间表，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北京、过上海、过西安……都标得清清楚楚，还特别解释什么时间能够看见。因为白天看不见，如果正好是晚上刚要黑天的时候过你这个城市，你就能看见了。
由于是第一次搞卫星，所有参与研制的人全部都是第一次，每个环节会出现什么问题完全都没有经验可依，经常是完成了前一项工作马上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后面将会出现什么事情。当然，那时候技术基础比较薄弱，最为担心的还是卫星的稳定性，特别害怕星上有什么仪器状态不稳定，牵一发而动全局，脑子所想的全部是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要说费心思的话，在担心出问题方面所费的心思要远比上天安门费的心思多得多。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是应用卫星时代了，卫星在天上的工作寿命都已经达到五年、八年、十多年了，搞航天的还总有个习惯总担心卫星会突然出问题，时刻想着得在地面想办法怎么来解决。现在第一线同志平常老讲一句话，卫星发射上天以后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挥所来电话”。指挥所来电话干什么？好事不找你，发现天上有点小毛病，半夜打电话告诉你出了毛病了，你就必须立即赶到现场组织相关人员研究、解决。
在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三十五周年前夕，2005年4月21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北京隆重举行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诞生地”纪念碑揭幕仪式。孙家栋来到了纪念碑揭幕仪式现场，他与闵桂荣、王希季、屠善澄、戚发轫以及当年参加过“东方红一号”卫星设计、研制、生产和管理的几十位老领导、老专家、老工人站在北京卫星制造厂3号厂房前，他们的思绪回到了35年前那段美好的激情岁月，百余名投身航天事业不久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与老一代航天人在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袁家军满怀深情地致辞，与孙家栋等一起将覆盖在纪念碑上鲜红的幕布揭开时，一座一人多高的岩石雕刻的纪念碑呈现在人们眼前，人们热烈鼓掌。它见证着中国航天的历史，是中国航天进军太空的一座永恒的里程碑。当孙家栋与袁家军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目光交会，昔日老院长与现任新院长对中国航天的热爱之情饱含其中。
袁家军，1962年9月出生，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2006年3月获博士学位，曾任“神舟一号”飞船第一副总指挥，“神舟二号”至“神舟五号”飞船总指挥。2000年获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04年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奖章和第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35年前，中国以“东方红一号”卫星为起点，迈出了征服太空的第一步；35年后的今天，中国航天成就令世人瞩目。放眼未来，中国航天人必将创造新的更伟大的辉煌。
会后，有记者就“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过程，采访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孙家栋时，孙家栋满怀豪情地说：“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
卫星一旦进入发射场就标志着发射日的临近……
1984年1月26日16时15分，卫星完成了发射场的各项检测任务，发射倒计时程序进入5小时准备时，发射人员按照测试规定对火箭进行第二次功能检查时，突然发现火箭稳定系统偏航波道输出信号超出正常值，经判定为陀螺平台功能性故障，并决定中止当日发射，更换陀螺平台，于1月28日24时前做好重新发射的一切准备工作。为此，卫星也被迫从火箭顶上卸下来。
孙家栋立即组织卫星人员进行具体部署，首先要有整体意识，不能有任何怨言，要积极主动予以配合，要切实对卫星做好监测和保护，绝不能由于卫星的原因影响整体计划。卫星试验队的全体人员对孙家栋做出的决定不仅坚决拥护，而且打心眼里佩服。
1984年1月29日，三天后即是中国传统的春节，第一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试验通信卫星从发射台上腾空而起、飞向太空。第一、二级的工作和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的第一次工作都正常，地面各测量站跟踪良好。但当火箭飞行到940秒时，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第二次启动后，推力消失，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经对空中的卫星进行测试，卫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但由于没有送入预定轨道，卫星不可能按照飞行程序正常运行。
孙家栋与所有卫星研制人员在痛惜之余立即调整思路，他们面对现实，组织技术人员们制定出利用卫星每日飞越我国领土上空的有限时间内进行有效试验。卫星在这样的低轨道运行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卫星距地近绕地周期短，每圈都要经过太阳阴影区，星上镉镍电池的充放电与原来的设计状态有较大变化，出阴影区后的充电时间很短，根本就不可能按设计完成充放电。有可能执行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点火时，镉镍电池无法提供发动机点火所需要的大电流脉冲功率。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根据远望号测量船从海上传来的数据，立即开始了抢救卫星工作。孙家栋与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副主任郝岩立即组织主要技术负责人研究应急方案：换用近地卫星程序，迅速做出初步轨道预报；闽南、渭南两站立即准备拦截捕获卫星；为了减少功率消耗，关闭星上部分加热器；增加卫星自旋转速，稳定卫星姿态，择机实现远地点发动机点火，变换卫星运行轨道；调整卫星姿态，保证太阳入射角在设计指标范围内，达到解决星上能源危机，延长卫星工作寿命，力争尽可能多地进行试验项目。
孙家栋坐镇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决定卫星运行第13圈时实施星上远地点发动机点火。经过短时间的精心准备，对上述方案进行了成功的实施，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点火工作后，将卫星由近地轨道变为远地点6480公里、近地点358公里的大椭圆轨道，运行周期也从原来的1小时30分钟延长至2小时43分，使试验通信卫星成为一颗能长期工作的科学实验卫星。故障对策的成功运用，提高了卫星的运行寿命，利用这种条件，进行了卫星及其各系统的功能考核、性能指标测试和寿命试验，并且完成了通信、广播、彩色电视传输试验，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首次发射虽然失利，但各系统得到了全面检验，为后续试验通信卫星的发射积累了经验。
这次发射试验任务，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国务院30多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有关军兵种、9个大军区以及所属的上千个单位。从陆地到海洋的长达7000多管理的航区内，设置有发射、测量跟踪控制、通信联络、水文、气象、运输保障、海上救援等系统。仅通信系统就配置了600多个台、站，2000多台（套）设备。
1984年4月，正是西昌的阴雨季节，4月8日这天整个白天乌云笼罩，发射场西边的山头在云雾中缭绕。今天，第二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再行组织发射。傍晚时分，正当大家怀疑气象预报准确性的时候，云层开始变薄，天空开始放晴，夜色降临，倒计时的发射时间在一分一秒推移。这时，发射场上空的繁星点点在闪烁，空中已是一片晴朗。
19时整，环抱运载火箭的发射塔活动平台徐徐展开，矗立在发射台上巨龙一般的乳白色“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雄伟挺立，整装待发。
19时15分，连接地面与卫星的脱落插头成功脱落，指挥控制室的显示屏上显示出卫星、运载火箭、发射设备以及测量控制系统全部正常。
19时2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喷射出巨大的烈焰，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