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没有大的改变，它的政治所指、经济所指、文化所指，乃至道德所指均已大不同于从前。我从北京的名与实之间看出了距离。而名与实，或称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恰恰是想象的巨大空间。名与实，或词与物，永远只能有瞬间的叠合。那叠合的一刹那，便是创造的一刹那，其余时间，名与实的距离越拉越大，这对想象的好处也越来越大，直到它们之间再也无法维持对称的关系，于是想象的琴弦绷断。
我曾经居住和工作在公主坟、王府井、崇文门、宣武门、蓟门等地。但是公主坟既没有公主也没有坟，王府井既没有王府也没有井，而站在崇文门、宣武门或蓟门的十字路口，则根本看不到古代的城门。那些实的东西早已灰飞烟灭，剩有一派空名咬住我头脑中〃有名无实〃的寂寥。这〃有名无实〃，多么富有诗意！而同样富有诗意的当然是〃有实无名〃。我有一位朋友，满族人，长相一如郎世宁《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中骑在马上、注目前方的阿玉锡。满清人关前，八旗主被封为亲王，又称〃铁帽子亲王〃，而他的祖上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爷之一。据我这位朋友讲，当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并未如史书所记被地主武装杀死，因为负责押解李白成进京的就是他家祖上那位铁帽子王爷。半道上王爷与李白成喝酒，发现两人武艺竟出于同一师门，王爷便放走了李自成。回京后自己被皇上赐死，其后代被降为头等男。如今我这位朋友，头上既无那顶〃铁帽子〃，也无〃头等男〃的封号；他一副王爷相，却成了个赛马师，往来于北京和瑞典南部某城市之间，玩的还是他祖上的玩艺儿。他养着数匹高大的黑色的英国纯血马，个个膘肥体壮。骑在马背上，沉浸于〃有实无名〃的状态中，他心中的诗意海阔天空。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名诗《忽必烈汗》，前五行曰：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第一行中地名〃上都〃，原文Xanadu，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柯勒律治为使声音悦耳，由Xamdu一词自造出来的。Xamdu，上都，即开平，忽必烈起家的地方，在今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但我也看到有人把Xanadu译成〃大都〃，如果是〃大都〃，则指的是北京。可能是误译，但也不一定，因为Xanadu一词本来就是柯勒律治自造的，不一定非指上都。写到这里，我倒觉得，译成〃大都〃对我更亲切。但这难道真是一首写北京的诗吗？北京哪有什么〃圣河亚佛〃（Alph，thesacredriver）？其实柯勒律治本人大概也不知道他写的是哪里，Xanadu之名是他自造的，实更无从谈起，他就凭着他〃无名无实〃的幻觉，建造了一首幻觉之诗。而这首诗竟然比忽必烈的宫殿活得更长久。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李白在写《蜀道难》时并未走过蜀道，全凭想象展开奇迹。关于北京，我就想写一首这样的诗，我的难度当然比李白、柯勒律治更大，因为我生活在我想象的地方。有了这个念头，我对那些一般化的描摹、叙述北京的作品，就有些瞧不上眼了。
2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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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一）
作者： 西 川
未来之过去论文第五辑
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
我内心相对的魔鬼告诉我，公元2000年并无特殊之处。以这一年作为结算年，作为欢欣鼓舞或忧心忡忡的借口实出偶然。世间有许多纪历方式：古代中国使用干支纪年，犹太拉比认为世界开始于公元前3760年，因此2000年为犹太俗历5760年，亚细亚的希腊人从公元前312年开始纪年，因为塞琉古一世于是年执政，故2000年应为塞琉西纪年2312年。2000年又是穆斯林出逃纪年的1421年；出逃纪年从先知穆罕默德由麦加出逃麦地那那一年算起。约在公元1650年，英国圣公会主教詹姆斯，厄瑟尔通过对《圣经》的反复论证得出结论：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有点儿意思），因而2000年乃是基督救俗
本文系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之约而写，2000年1月18日在该报发表时有删节。原题《谁在高歌？难在低吟？》
历6004年，我们现在使用的纪年方式，是法兰克国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所定。他认为应从耶稣诞生那一年开始纪年，因择定罗马历753年为公元元年。
二
但是，我内心相对的魔鬼看来已激怒了我内心的绝对之神：公元纪年一旦被确立，与公元纪年有关的世界末日的日期便似乎被同时确定下来，怀疑世界末日的必然性便是怀疑神，怀疑神的秩序、法则和伦理。据《圣经·新约·启示录》第20章，基督将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王国，并在世界末日审判之前统治世界一千年。这样的千年王国论向所有使用公元纪年的人做出了巨大的心理暗示，仿佛人生在世不过是为了经由死亡进入永恒。这也成为所有预言家的幻象基础。而诗人们，不论西方诗人还是东方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视为记忆的载体，因而自觉拥有面向末日或面向死亡的能力和权利。一个整数千年自然不同于其它年份，末世之思从19世纪末开始便愈演愈烈，爱尔诗人叶芝在写于1919年的《二次圣临》一诗中悲叹道：〃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世界上遍布着一派浪藉，／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把纯真的礼俗吞噬；／优秀的人们缺乏坚定的信念，／而卑鄙之徒却狂嚣一时。〃
三
对于时间终结的惶恐渗透在20世纪的思想、艺术和文学当中。但使我们稍稍安心的是，一个千年向另一个千年递进，在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在第一个千年来临时，基督教世界也曾为之紧张。当时，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牍亦使用〃兹以世界末日行将来临〃等语开端。信众情绪低落。恐惧，赶赴罗马的朝圣者络绎不绝。然而，那一年并未发生大的灾变，这把教会搞糊徐了。直到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出现时，教会方醒转过来，指认人文主义者为〃敌基督者〃，先知萨蓬纳沃拉更在意大利的弗罗伦萨大肆焚烧艺术品与奢侈品。可是，人文主义者出现的时间并不符合基督教有关千年王国的预言。为此，教会只好牵强地说，《圣经》上所说的千年时光，应该解释为一年等于一年半！看来信念越笃定的人越有可能被时间逼到胡说八道的地步。
四
回溯这一千年的时光，回溯这一千年的世界诗歌，我仿佛重返一场大梦。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千年的梦境，尽管许多诗人并不属于这公元纪历的序列，在回溯这…千年的世界诗歌时我感到困难重重：首先，我不能肯定我的识见已宽阔到足以与这一千年的时光相对称；其次，尽管我一向注意培养自己的历史概括力，但我对自己的历史概括力并不自信。第三，我所使用和我略知一二的语言极其有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我只能依赖译文，而谈论诗歌译文与谈论诗歌原文完全是两回事；第四，个人趣味难免不影响到我对于诗人、作品的取舍，与其说我谈论的是一千年的世界诗歌，不如说这是〃我的〃一千年的世界诗歌。现在我已敛心静气，瞄准了这已然过去的一千年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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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二）
作者： 西 川
五
那时，欧洲的社会风尚质野少文，即便是贵族也刚刚改掉使用绰号的陋习，开始使用姓氏。人民既疯狂又愚蠢。这疯狂和愚蠢又可归因于虔信。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农民为了得到圣徒罗慕得的骨头，曾想尽办法要将圣徒杀死。那时，欧洲大陆东端的拜占廷帝国倒是热热闹闹，忙着与阿拉伯、伊朗和印度做生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略有文采，其大著《拜占廷帝国及其邻近各国记》甫自杀青。再往东，昨天还在敬奉灶神的罗斯人由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声令下，全部受洗，接受了基督教。比较而言，当时的亚洲文明已然灿烂得可以在中国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住满了叽里呱啦讲阿拉伯语的商人，而在巴格达，则专门设有售卖中国货品的市场。阿拉伯人翻译，保存下来大量古希腊著作，这些著作后来在欧洲派上了大用。在中亚细亚，伽色尼统治者马穆德的宫廷盛极一时，诗人、学者人才辈出。其北部突厥人的塞尔柱帝国的文化同样发达：欧玛·海亚姆，塞尔柱帝国的宝石，不仅把押韵的四行诗体（与中国的四行绝句是两码事）写到登峰造极，还制造了星座表，改进了历法。
六
公元1000年正是中国北宋的咸平三年。适其时，中国文化已经成熟到长出霉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文化传播方式；国子监里的经史书版已有十余万块。庆历新政，始创太学，文人中讲究〃治平天下〃的正忙于改革，讲究〃修身〃的则将玄学带人儒学，视〃克制〃高于一切。这对〃克制〃的要求并非踏虚而来，因为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所招至的娱乐需求，颠覆或化解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的发展动力，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北宋首都汴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产朱帘，……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但是宋官僚黄体方又有诗名描述汴梁曰：〃而后淤泥填紫陌，风前尘土障青天。〃明代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这是因为〃街道无沟渠，又不用砖石瓦，遇雨则行僚纵横；而地迫黄河，风起则尘沙蔽日，不可开目。〃）这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像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这类身居高位的大文人竟然也会写下〃寸寸柔肠，盈盈粉泪〃、〃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相见怎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之类的情辞韵语。
七
中国诗歌至宋代已然老化。宋诗接续唐诗并不是宋人的福气。在高度抒情化的唐代之后，宋代诗人多少有些自卑。戴复古《论诗绝句》有言：〃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诗歌写作的困境迫使诗人们向散文、向理趣寻找生机。最能体现这种转向的莫过于苏轼。其诗以儒家道德正视人生，以玄学精神理解永恒，嬉笑怒骂，横生绝相，表达了儒家文化所可能达到的精神自由。1127年宋人南渡以后，家国之思成了诗人们无法绕过的题材。陆游诗歌心焦语直，否则承载不动巨大的历史变故。这既成就了陆游诗歌的优点，也做下了陆游诗歌的缺点。宋代诗歌的中年气象集中反映在黄庭坚〃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的诗歌理论中。他的理论后来遭到以禅人诗的诗歌理论家严羽的反驳。两宋成就卓异的诗人尚有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诸人。宋代的文化功勋主要在词。词是富庶社会闲情逸致的产物，渊源可追溯至晚唐诗歌的内心梦幻和民间乐府。宋词本服务于歌唱，服务于生活方式，因而在语言上易于接受俚俗口语，使广义的诗歌语言得以胜出传统诗歌语言习惯。也因为它服务于生活方式，在宋词滥觞之际，大官小吏皆以女性为下笔处，在中国这样一个世俗的国度，感叹与女性有关的青春之不永，成了诗人们接近生命真相的便捷之途。在宋代词人中，柳永以其作品中的儿女情长、语多伤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市民阶层吃饱以后自伤自怜的精神需要。与柳永同屑〃婉约派〃的秦观，辞情相称，有唯美倾向，被认为是词坛的理想人物。而他的老师苏轼，做词则循另途，与南宋辛弃疾同称〃豪放派〃。豪放派几乎是逆时代风尚立起的写作风格，有心将艳情词章拉回正统的诗歌写作之途。尽管宋词以书写艳情为主，但从艳情的主角女人当中却走出一位独辟门径的李清照。其词原本清丽到弱不禁风，南渡以后，词境凄苦，每作哀鸣，写出了身为女人的无力与无助之感，深入到个人生存的晦暗之中。为了叙述的全面，我还应提及晏殊、周邦彦、姜夔几位，他们的清词小令向蒙小布尔乔亚称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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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三）
作者： 西 川
八
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标志之一，便是艳情文艺的出现。女性成为文艺的宠儿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社会身份有所改变，而是她们作为男性情欲的对象，终于可以为道德所接受。这在中国如此，在印度亦然。印度是一个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国家，而且等级森严；印度传统文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