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祝，求神弄鬼，仍然不能挽救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据记载，他家“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有的“已成废人”，＇2＇你争我夺，矛盾重重，无法再维持“四世同堂”的局面。大约就在１８７８年，袁家“将所有田土剖为十二股”，按袁世凯父辈人数分了家。＇3＇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相当丰厚的一份家产。从此，自为一家之主，对很多事情可以自作主张，生活更加放荡不羁。
他经常策马驰骋郊外，挥鞭狂叫，追欢逐乐。还呼朋引类，附庸风雅，纠集一帮“秀才”，成立“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文社”，自为盟主，“捐资供给食用”，＇4＇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某日，他正在袁宅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遂换帖结拜为兄弟。＇5＇此人便是徐世昌。徐世昌（１８５５—１９３９），号菊人，天津人，破落官僚家庭出身。当时穷困潦倒，正在陈州授馆课童，他和袁世凯一样，功名心很盛，只是苦无路费北上应试。后来，袁解囊赠款，使他得以启程。他于１８８２年中举，１８８６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成为袁一生的重要谋士。袁曾对人说：“菊人妙才也。”＇6＇
袁世凯依靠自家的门阀，经常出入官府，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１８７９年，其姑丈张向宸（道员）办理河南省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由于他“集款独钜”，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人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7＇同年秋天，他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再次落第。
狂傲自负的袁世凯，原想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科场上打通一条出路，由举人而进士，得一个“正途”出身，做上高官，光宗耀祖，万没想到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使他感到通过科考做官，对于他太困难了。加上他生活放荡，邻里侧目，亲友不齿，袁家人也“众欲苦之”＇8＇。再者，他的财产也已挥霍大半。这一切都促使他下决心摆脱困境，另寻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
②孙依言：《署江苏盐巡道袁保庆墓表》，见《项城县志》卷１０，页４４。
③袁保庆：《自琐言》卷下，页１３、１６。
④《袁氏家书》卷２，页２７。
⑤《袁保龄致袁保中书》。
⑥同①，页２。
⑦同④，卷５，页８。
⑧同④，卷５，页１１。
⑨同①，页２。
⑩袁克定，字云台，生于１８７８年１２月，历任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局督办兼董事长。袁世凯称帝时，曾以“皇太子”自视，四出活动。袁世凯败亡后，匿居天津。全国解放后，１９５５年死于北京。
＇1＇同①，页３。
＇2＇同④，卷４，页１３。
＇3＇同紒紝矠。
＇4＇同①，页３。
＇5＇同①，页４。
＇6＇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２。
＇7＇《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２。
＇8＇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张相文：《南园丛稿》，１９２９年版，卷７，页４６。
投靠淮系军阀
在科场上失败以后，袁世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所述，他家以“求官发财”为门楣家训，而且祖辈父辈都有人通过“军功”取得高官厚禄。他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受到阶级利益和个人欲望的驱使，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功名心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
然而，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求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洋务运动发生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腐败的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陷入严重的困境。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感到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天朝尊严”，如不寻求对策，反动统治难以继续下去。他们不顾封建顽固派的反对，极力主张借助洋人的“坚船利炮”，以挽救清王朝。这些主张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意图。它们认识到要征服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人民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扶植那些对它们屈服了的封建统治者，培养一批效忠于自己的洋奴买办，才能更有效地镇压中国人民，建立殖民统治。
因此，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一部分当权的贵族、军阀和官僚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掀起了办洋务的热潮。而且，逐渐形成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为首的几个洋务集团。其中以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影响深远，与袁世凯及其家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１８６１年，他奉命收编安徽地主团练，仿照湘军营制，组成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六千人到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雇用外国军官任教习。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兵工厂，制造屠杀人民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淮军，伙同曾国藩的湘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接着他又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为“中兴名将”。在血洗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淮军扩充到七万余人。由于他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来进行统治。１８７０年，他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军阀集团的力量，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１８７２）、开平矿务局（１８７８）、天津电报总局（１８８０）、上海机器织布局（１８８２）和天津铁路局（１８８７）等一大批企业。同时，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成立北洋舰队（１８８１）。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１８８１）和北洋武备学堂（１８８５），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
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投降的方针，比其他官僚更能得列强的信任。到８０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关系由来已久。道光末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作官，就“相厉以道谊”。②１８５３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后来，李转入曾的幕府，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还。曾、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率领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当时，袁甲三已死，其部众便大都为李所吞并，成为淮军的一部分。袁保恒一度在李手下带兵，袁保庆在山东时，也曾给淮军采购粮食。袁保龄在北京作官，本来师事顽固派倭仁，后来受洋务思潮的影响，拟了不少关于“求强”的条陈，主张“集天下纯儒志士”“共励洋务”。③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④于１８８１年秋奏调他到天津，以二品道员委办“旅顺海防营务”；直到他于１８８９年病死，一直受李鸿章的器重。因此，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的父执。刘铭传、吴长庆等还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见过面。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李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⑤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⑦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拔贡生（秀才），地位低微，对他说来，显赫的李氏是可望而不可攀的。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而于１８８１年５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筱轩，安徽庐江人，１８８０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其父吴廷襄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⑧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⑨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⑩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武夫出身的吴长庆“好以文雅缘饰”，＇1＇以敬礼士大夫而扬名海内。他的幕僚张謇、朱铭盘、＇2＇周家禄等，＇3＇都是一时名士。他对张謇尤其倚重。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文学颇有根底，素有“才子”之称，１８７６年入吴幕后，得参与机密，军中重要函牍，多出其手笔。吴长庆命其子吴保初随张受业。袁世凯到营后，也拜张为师，学习诗文。据张回忆：“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4＇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5＇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6＇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１８８２年６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在朝鲜的政治生涯。
注释：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页１２。
②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７。
③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２２。
④同③，页１６。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
⑥《袁氏家书》，卷５，页１１。
⑦同⑤，卷１，页４。
⑧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
⑨同⑥。
⑩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
＇1＇张佩纶：《涧于集》，１９１８年版，卷３，页４５。
＇2＇朱铭盘，字，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八年中举，以善骈俪名于时，著有《桂之华轩诗文集》。
＇3＇周家禄（１８４６—１９１０），字彦升，江苏海门人，自号奥老人，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曾入袁幕，著有《恺寿堂集》三十卷。
＇4＇刘厚生：《张謇传》，１９５８年版，页６—７。
＇5＇同⑩。
＇6＇同⑩。
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
１９世纪最后三十年，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朝鲜，加深了朝鲜社会的危机。粮食匮乏，物价上涨，广大人民进一步贫困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日益高涨。统治阶级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１８６４年，朝鲜国王李死后，十二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其父大院君李应摄政。②大院君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内极力提高王权，企图挽救没落的君主制度。至１８７３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政府大权遂转入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思揽权，闵妃集团废止大院君所创的“亲军营”，另聘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