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代表的腐恶势力而已。但是,客观结果和袁世凯的主观意愿相反,他改革的程度越大,封建制度的危机就越深刻。
二、北洋集团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封建军阀为核心,结合一大批办“新政”发迹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暴发户和饕餮之徒,对于扩张权势,掠夺财富,具有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特点。
为贿买朝廷亲贵老朽,袁世凯最舍得下本钱。西太后生日,他一次就贡上寿银四十万两。1903年初,荣禄病死,他探得庆王奕匡力有入军机的消息,立即派杨士琦携带十万两一张的银号票子送去。庆王一见,初疑是眼花,仔细一看,果然是十万两!就对杨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6'奕匡力听了,不再客气。此后,袁世凯“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对奕匡力“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7'贡纳不懈。他还和奕匡力的儿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后来,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奕匡力必先和他商量,表面说北洋为“储材之区,人文荟萃”,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起作用。
袁世凯处处展施阴谋手段,党同伐异,不遗余力地扩张权势。1906年底,西太后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当时,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随进出入督署,管理庶务,对于载振的供张伺候极为周到。一日,袁世凯在督署演戏,款待载振一行,载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赏不绝。及载振由东北回京过津,段芝贵即购买杨翠喜献给他。载振大喜。同时,袁也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拟定,开一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匡力。不久东三省督抚发表表,总督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超级拔耀,而杨翠喜事又为人所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8'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为掩护同党,袁世凯先请载振密送杨回津,由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出面领去。及载沣、孙家鼐派员至津查访,而一切布置己定。王益孙自己承认参劾案前已购杨为使女,人证物证俱在。载沣怕得罪奕匡力,也不敢深究,虽然提王、杨至京面讯,也是官样文章,即据以复奏。结果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褫职。但西太后对袁党也不无怀疑,于结案前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职,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袁世凯、奕不甘罢休,立即还手反击,大张挞伐。首先于1907年5月借口两广发生军事,排挤瞿的同党岑春煊(邮传部尚书)出任两广总督。'9'继而于6月由杨士琦拟稿,以白银二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礻几“交通报馆”,泄漏机密。终于使其失宠,被逐回原籍。岑春煊“知朝局大变”,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袁世凯深知必牵引康有为和梁启超,方能耸动西太后,使之震怒,把岑推倒。于是,指挥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谋为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以为佐证。终于使岑开缺。'10'
自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三镇和由其他镇抽编的两混成协开入东北,东北三省便成了北洋的外府。袁世凯的势力不仅笼罩了华北和东北,而且“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11'就是朝廷要政,也“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12'因此,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
注释:
①袁克文:《辛丙秘闻》。
②《大公报》,1906年3月21日。
③杨士骧:《杨文敬公奏议》,卷9,页11。
④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301、309、358。
⑤同③。
⑥《中外日报》,1903年1月17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4,页13。
⑧卡尔森(E.C.Carlson):《开平煤矿》(TheKaipingMines),哈佛大学1957年版,页93。
⑨《郎中钮秉臣禀与沙多前订草合同作废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19。
⑩《蔡道绍基李首顺德详与汉纳根订定合办井陉矿务合同,应否奏明立案文并批》,见同⑨。
'1'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页32。
'2'张瑞桢、张镇芳撰:《修竹斋诗文集》,1912年版。
'3'《大公报》,1909年1月16日。
'4'见《北洋公牍类纂》。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页394。
'6'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版,页128。
'7'同紒紣矠。
'8'瞿鸿礻几(1850—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人。1871年中进士,授编修。1895年迁礼部待郎,后出督江苏学政。1901年至西安扈驾,因“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西太后欢心,超擢为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大臣。瞿办事认真,多次在西太后面前弹劾奕和袁世凯。
'9'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岑为甘肃布政使,以迎銮护驾有功,为西太后所宠信。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敢于“参劾官吏”著名。1907年春由瞿鸿礻几举荐,授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奏罢待郎朱宝奎(朱为奕、袁世凯提拔之人)。又于西太后召对时,面劾奕贪黩误国,请予罢斥。
'10'《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页5713。
'11'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4卷第5期,1943年5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1947年版,卷8,页36。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少壮贵胄,如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对新政的领导权,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从1906年9月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1906年9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他指挥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而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企图借以削弱袁的权力。一边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力之实;一边则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气氛十分紧张,以致当时有人“恐酿大政变”,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11月6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布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决了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如当时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③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本来是冒进不已,现在要他交出权力,自然是一万个不行。但皇权煊赫,不能公开违抗,只得暗中抵制。他回天津不久,即于11月18日连上两个奏折:一、自请开去兼差;二、表面主动交出北洋军,实际要求保留部分军权。
在要求开去兼差的奏折里,他悻悻地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可是,“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所最担心的是,“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如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各部尚书为会议政务处大臣,与各国的国务大臣相似。袁为地方官,不可能参加会议,参与政务大臣一差等于自然取消。练兵处既已并入陆军部,会办练兵大臣及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实亡。新设邮传部既已管理全国邮电路政,他的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各差亦等于撤销。此外,会议商约大臣一差,由于与英、美、日各国商约已经议定,早就无事可作了。
袁世凯最害怕的是夺他的军权。清廷命令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镇。当时,一镇已调京北仰山洼,在铁良掌握之中。三镇也决定全都开往奉天驻扎。五镇在山东。六镇驻北京南苑、海淀,守卫宫门,在亲贵们身边。袁看出以上各镇非交不可。只有二、四两镇,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隶地面,可以借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个奏折中,他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旧由他“统辖督练”,只把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⑤他这种以退为进的诡计,一眼就被亲贵们看破,即使一向袒护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为了平息他的不满,清廷还是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20日,在他的奏折上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本来要求“统辖督练”二、四两镇之权,而清廷对他重申了充辖全国的军队的规定,仅批准给他暂时“调遣训练”之权。与此同时,他奏辞兼差也没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话,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请”。这一切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上谕下达的那天,他取消了原来准备出席的海河大桥落成典礼,停止了一切的约会,而托辞害病,整天留在家里。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会见了莫理逊。据莫理逊说,“他真的感冒了”。⑥
袁世凯被迫交出部分军政权力,并没有能缓和他和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由于亲贵们暗中煽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仅1907年就有五起:或说他“贪私误国”,或说他“权重势高”,甚至预言他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⑦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加上少壮贵胄日夜鼓噪,西太后虽然将这些奏折皆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甚至传旨申饬弹劾袁的人“不谅任事之艰苦”,⑧但日久天长,心中不免渐渐起了疑虑。恰好这时,奕匡力又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于是她便趁瞿鸿礻几被赶回原籍的时机,以预备立宪“枢府旧人不足应付危局”为理由,于1907年8月24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进京陛见。袁于31日进京,9月3日被召见,次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在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汉族军阀张之洞也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很明显,西太后的用意是使张和袁互相牵制。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安抚袁的不安,西太后提拔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作为对他的补偿。杨士骧受任后,“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⑨
袁世凯的兵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北方陆军各镇协的统制和协统都是他的旧人,他的亲信王士珍担任陆军部右侍郎。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奕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