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代表的腐恶势力而已。但是，客观结果和袁世凯的主观意愿相反，他改革的程度越大，封建制度的危机就越深刻。
二、北洋集团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封建军阀为核心，结合一大批办“新政”发迹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暴发户和饕餮之徒，对于扩张权势，掠夺财富，具有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特点。
为贿买朝廷亲贵老朽，袁世凯最舍得下本钱。西太后生日，他一次就贡上寿银四十万两。１９０３年初，荣禄病死，他探得庆王奕匡力有入军机的消息，立即派杨士琦携带十万两一张的银号票子送去。庆王一见，初疑是眼花，仔细一看，果然是十万两！就对杨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6＇奕匡力听了，不再客气。此后，袁世凯“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对奕匡力“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7＇贡纳不懈。他还和奕匡力的儿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后来，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奕匡力必先和他商量，表面说北洋为“储材之区，人文荟萃”，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起作用。
袁世凯处处展施阴谋手段，党同伐异，不遗余力地扩张权势。１９０６年底，西太后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当时，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随进出入督署，管理庶务，对于载振的供张伺候极为周到。一日，袁世凯在督署演戏，款待载振一行，载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赏不绝。及载振由东北回京过津，段芝贵即购买杨翠喜献给他。载振大喜。同时，袁也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拟定，开一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匡力。不久东三省督抚发表表，总督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超级拔耀，而杨翠喜事又为人所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8＇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为掩护同党，袁世凯先请载振密送杨回津，由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出面领去。及载沣、孙家鼐派员至津查访，而一切布置己定。王益孙自己承认参劾案前已购杨为使女，人证物证俱在。载沣怕得罪奕匡力，也不敢深究，虽然提王、杨至京面讯，也是官样文章，即据以复奏。结果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褫职。但西太后对袁党也不无怀疑，于结案前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职，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袁世凯、奕不甘罢休，立即还手反击，大张挞伐。首先于１９０７年５月借口两广发生军事，排挤瞿的同党岑春煊（邮传部尚书）出任两广总督。＇9＇继而于６月由杨士琦拟稿，以白银二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礻几“交通报馆”，泄漏机密。终于使其失宠，被逐回原籍。岑春煊“知朝局大变”，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袁世凯深知必牵引康有为和梁启超，方能耸动西太后，使之震怒，把岑推倒。于是，指挥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谋为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以为佐证。终于使岑开缺。＇10＇
自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三镇和由其他镇抽编的两混成协开入东北，东北三省便成了北洋的外府。袁世凯的势力不仅笼罩了华北和东北，而且“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11＇就是朝廷要政，也“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12＇因此，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
注释：
①袁克文：《辛丙秘闻》。
②《大公报》，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③杨士骧：《杨文敬公奏议》，卷９，页１１。
④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３０１、３０９、３５８。
⑤同③。
⑥《中外日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７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１３。
⑧卡尔森（Ｅ．Ｃ．Ｃａｒｌｓｏｎ）：《开平煤矿》（ＴｈｅＫａｉｐｉｎｇＭｉｎｅｓ），哈佛大学１９５７年版，页９３。
⑨《郎中钮秉臣禀与沙多前订草合同作废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１９。
⑩《蔡道绍基李首顺德详与汉纳根订定合办井陉矿务合同，应否奏明立案文并批》，见同⑨。
＇1＇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１９１８年版，页３２。
＇2＇张瑞桢、张镇芳撰：《修竹斋诗文集》，１９１２年版。
＇3＇《大公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６日。
＇4＇见《北洋公牍类纂》。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４，页３９４。
＇6＇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２８。
＇7＇同紒紣矠。
＇8＇瞿鸿礻几（１８５０—１９１８），字子玖，湖南善化人。１８７１年中进士，授编修。１８９５年迁礼部待郎，后出督江苏学政。１９０１年至西安扈驾，因“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西太后欢心，超擢为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大臣。瞿办事认真，多次在西太后面前弹劾奕和袁世凯。
＇9＇岑春煊（１８６１—１９３３），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岑为甘肃布政使，以迎銮护驾有功，为西太后所宠信。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敢于“参劾官吏”著名。１９０７年春由瞿鸿礻几举荐，授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奏罢待郎朱宝奎（朱为奕、袁世凯提拔之人）。又于西太后召对时，面劾奕贪黩误国，请予罢斥。
＇10＇《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７１３。
＇11＇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４卷第５期，１９４３年５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１９４７年版，卷８，页３６。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少壮贵胄，如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对新政的领导权，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从１９０６年９月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１９０６年９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他指挥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而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企图借以削弱袁的权力。一边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力之实；一边则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气氛十分紧张，以致当时有人“恐酿大政变”，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１１月６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布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决了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如当时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③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本来是冒进不已，现在要他交出权力，自然是一万个不行。但皇权煊赫，不能公开违抗，只得暗中抵制。他回天津不久，即于１１月１８日连上两个奏折：一、自请开去兼差；二、表面主动交出北洋军，实际要求保留部分军权。
在要求开去兼差的奏折里，他悻悻地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可是，“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所最担心的是，“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如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各部尚书为会议政务处大臣，与各国的国务大臣相似。袁为地方官，不可能参加会议，参与政务大臣一差等于自然取消。练兵处既已并入陆军部，会办练兵大臣及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实亡。新设邮传部既已管理全国邮电路政，他的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各差亦等于撤销。此外，会议商约大臣一差，由于与英、美、日各国商约已经议定，早就无事可作了。
袁世凯最害怕的是夺他的军权。清廷命令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镇。当时，一镇已调京北仰山洼，在铁良掌握之中。三镇也决定全都开往奉天驻扎。五镇在山东。六镇驻北京南苑、海淀，守卫宫门，在亲贵们身边。袁看出以上各镇非交不可。只有二、四两镇，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隶地面，可以借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个奏折中，他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旧由他“统辖督练”，只把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⑤他这种以退为进的诡计，一眼就被亲贵们看破，即使一向袒护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为了平息他的不满，清廷还是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２０日，在他的奏折上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本来要求“统辖督练”二、四两镇之权，而清廷对他重申了充辖全国的军队的规定，仅批准给他暂时“调遣训练”之权。与此同时，他奏辞兼差也没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话，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请”。这一切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上谕下达的那天，他取消了原来准备出席的海河大桥落成典礼，停止了一切的约会，而托辞害病，整天留在家里。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会见了莫理逊。据莫理逊说，“他真的感冒了”。⑥
袁世凯被迫交出部分军政权力，并没有能缓和他和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由于亲贵们暗中煽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仅１９０７年就有五起：或说他“贪私误国”，或说他“权重势高”，甚至预言他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⑦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加上少壮贵胄日夜鼓噪，西太后虽然将这些奏折皆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甚至传旨申饬弹劾袁的人“不谅任事之艰苦”，⑧但日久天长，心中不免渐渐起了疑虑。恰好这时，奕匡力又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于是她便趁瞿鸿礻几被赶回原籍的时机，以预备立宪“枢府旧人不足应付危局”为理由，于１９０７年８月２４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进京陛见。袁于３１日进京，９月３日被召见，次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在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汉族军阀张之洞也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很明显，西太后的用意是使张和袁互相牵制。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安抚袁的不安，西太后提拔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作为对他的补偿。杨士骧受任后，“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⑨
袁世凯的兵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北方陆军各镇协的统制和协统都是他的旧人，他的亲信王士珍担任陆军部右侍郎。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奕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