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①同时，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联系。１８９８年３月，他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无限愤慨，“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②６月，翁同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１８９７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１８９８年夏天达到高潮，从６月１１日到９月２１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重迭的机构；裁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给予资产阶级某些政治、经济权利，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使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８月下旬，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农商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待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１０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不依靠人民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当他们得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自然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也”。④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用话激他说：康曾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什么与荣不洽？袁听到这里装出恍然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⑤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中说，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并建议光绪帝“加官优奖”。⑥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⑦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９月１１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⑧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同①。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５９。
⑤同④，页１６０。
⑥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⑦同④，页１６０。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８４。
出卖维新派
９月１４日，袁世凯遵旨入京。１６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表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变法，方能有转机。光绪“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当天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入宫谢恩，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①暗示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极输诚悃”，连磕响头。
袁世凯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他仍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②
尽管袁世凯向顽固派不断表白心迹，但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仍然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③袁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④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⑤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⑥康有为于９月１８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皆来。大家痛哭不成声，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⑦
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当时，袁已“探知朝局将变”⑧，又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急电，正赶写奏折，拟提前请训回津，以便作壁上观。突然来了一个皇帝的近臣，自然使他“心甚讶之”。⑨
两人寒暄以后，谭说：“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可以依赖，便取出密诏给他看，并把应变的具体计划告诉他说：２０日他请训时，皇上面交谕一道，令他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一听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立刻变了腔调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谭：“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可请上先将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上意甚急，我有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又假惺惺地献策说：“九月（阴历）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见袁不肯立即率兵相救，只好同意袁的办法，接着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⑩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筹思”，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如投光绪，必将自身不保；如靠太后，则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遂于２０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给荣禄。荣禄惊问：“子意云何？”袁答：“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1＇袁出卖了维新派，使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绞杀变法运动。
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９月２５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２５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２８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3＇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