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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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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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1908年7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26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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