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对日和约的实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１９３８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