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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认为，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但是，多年来习惯于各搞一摊的地方财经干部，对统一财经想不通。一说要统一，就强调一大堆的困难。什么不能及时保证下级的开支啦，影响下级干部积极性啦，等等。陈云感到，必须引导大家从大局来看问题，充分认识统一财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解决大家心中的疑惑。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召开。1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提出要统一财经。
陈云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收支机关脱节，收入主要在省县两级，中央收不到东西，支出主要靠发行货币，继续下去将天下大乱！
会议期间，陈云还分别找各大区财委领导谈话，做工作。他首先找的是华东财委的干部，直截了当地问他们，统一是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华东是全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但解放初期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他们接受全国的支援也最多，对财经统一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受。陈云此前也做过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当然是先统富的。
富的地区首先赞成统一，穷的地区就更好做工作了。因此，会议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顺利地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
会后，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
《决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重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以保证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
财经体制这样巨大的变动，必然引起各级财经干部的思想震动和疑虑。为此，陈云于3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答复人们心中的疑问。
陈云断定，只要严格实行统一财经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财政情况就能逐渐好转。而实际上，财经情况好转的速度，大大超乎陈云的预料。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财经部门整理收支，缩小赤字。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全年收入比原概算增加31。7％），支出相对减少，1950年4月就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支持下，经过财经部门的艰苦努力，全国财经形势出现重大转折。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毛泽东对这场战役和战役领导人陈云给予了很高评价。薄一波回忆说：“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第四章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
有条不紊
有些干部想乘打垮投机资本的胜利之势一举消灭私人资本，
陈云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何必那么急急忙忙
在物价斗争中打退投机资本的四次进攻、统一财经后，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1950年3月，全国各地物价开始下降，市场普遍出现粮食、纱布等重要消费品滞销现象，造成工厂纷纷倒闭，商店歇业，大批工人失业。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
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关注。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工商业。1950年三四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的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工商业，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做好调整工商业工作，必须纠正党内初露端阋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一些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情绪，对种倾向进行了批评、纠正。
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经济，人民政府对投机资本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财经部门有的干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进，存在着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希望借打垮投机的胜利之势，一举搞掉私人资本，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处理公私关系上，要求过严过紧。
陈云当时对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
１９５０年５月８日至２５日，中财委召开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陈云在会上做了调整工商业的专题发言，提出了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几条办法：
（一）重点维持生产。对华东纺织业准备采取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方式；部分工业如机器制造、橡胶、造纸等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办法。
（二）开导工业品销路。一是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二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以出口的工业品出口。
（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
（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
（五）重点举办失业救济。
调整工作到１９５０年９月基本完成。经过调整，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此，陈云高兴地说：“3月物价稳定，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9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调整工商业的各措施收效以后，全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后来，陈云对这一段的工作曾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抗美援朝
战争创伤未愈战火又烧到家门口，以积贫积弱的国力，既要支撑
与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要稳定市场，为应对艰巨的挑战
陈云昼夜操劳，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
就在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时候，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军朝鲜。
一边是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一边是历经连年战争后百废待兴、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两国发生直接碰撞，中国只有动员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争取胜利。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到２７日举行的第二次会国财政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用陈云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决定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作为中财委主任领导着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最直接地面对这一问题。他对此作了极其周密细致的考虑。在这个会上，陈云提出了自己的局势发展的判断和对财经方针的决策。
陈云主张，要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会一事无成。
他当时分析，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一国卷入战争。
显然，如果估计为第三种，那就是一种全面战争状态。财经工作必须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战争，一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谈不上。如果估计为第一种或第二种，战争将局限于朝鲜境内，国内可能遭到敌人轰炸，但不会受到直接的攻击。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这样，财经工作就可以考虑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
陈云提出：国家财经工作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他说：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陈云提出，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
经过讨论，会议接受陈云的意见，确定了１９５１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实行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这个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后，中央基本上同意。
经过这样周密地考虑以后，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并为这一方针的实现作出了明确部署。但执行中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判断形势、确定方针。
在应付战争情况下保持市场稳定，包括陈云在内的财经工作部门干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来。陈云曾说：“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 浩大的财政开支，怎么样尽可能省下来一些。为了保证支出，怎么样能够多收上来一些税。陈云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前方的战事和国内市场的动向，日夜操持着经济工作，以至于常常紧张得睡不着觉。
志愿军入朝后，经过五次战役，到１９５１年形势开始明朗化，达到了陈云当初设想的最好的情况：邻境战争，国内平安。这样，财经工作方针运用起来有了比设想中的国内被炸情况现宽松的环境。
毛泽东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给财经部门提出了建设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作“三边”的财经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除了应付战争，稳定市场，国内要准备并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哪一头都要捡起来，“鱼与熊掌得兼”。
由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邻境进行的局部战争，制定了“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财经工作创造了战争条件下保持市场稳定的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52。6亿元，比1950年猛增24。6亿元。3年中，国家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其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