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以丰富的经验和老到的算计，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对李先念建议说，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辩解说：将来如果需要付款，再卖出黄金换回外汇。这样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买卖黄金，并不算是倒卖。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次买入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1）
通过交易所做期货不但完成了采购任务，还大赚了一笔，五丰行的干部
却像犯了错误一样心神难安。面对责难，陈云想了一年，
理直气壮：利用交易所并没有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尽管陈云一再表示希望外贸部门能打破框框。但这样做的巨大政治风险，仍让大家难以然而，极左思潮的阴影，随时像高悬于头上的利剑，让具体工作的干部放不开手脚。为此，陈云不但鼓励外贸部门要研究资本主义，打破旧框框束缚，还在实际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1973年4月，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管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到货原糖47万吨的任务。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如果五丰行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原糖，必定刺激国际市场原粮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五丰行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就是预定将来某个时间买卖某种商品）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当时成交买卖的商品）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
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贷、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中国向他们购糖消息，原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到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又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但五丰行的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只因为这件事有三个环节，在那时看了有问题：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讲过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赌场一样声名狼藉；二是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那不就是搞投机嘛；三是通过中间商，找资本主义商人来为社会主义企业投机赚钱，这更会让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觉得一点“社会主义”的味也没有。
闯过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投机方式的禁区之后，7月14日，五丰行总经理惴惴不安地向陈云汇报了通过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部分原糖的情况。陈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大加赞赏，说：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
那对交易所、期货、利用中间商的问题，有人责问起来怎么办呢？陈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关于利用交易所。陈云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至于利用交易所做期货，陈云认为，这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绝不做投机倒把买卖。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必进包装装潢，多搞高档货。
通过中间商来搞期货，陈云认为更没有问题。他说，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多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我们离不开中间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也是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的。
为了给五丰行撑腰，打开利用交易所的大门，陈云表示：对这个问题，外贸部核心小组要开会讨论，我也来参加，然后向中央写出报告。
外部部核心小组讨论后，10月10日，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
在这份报告中，陈云简要报告了五丰行经中间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原糖的情况。随后建议：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
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开展起来了。陈云格外重视，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陈云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作为国务院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参加部门业务会议，在一线进行指导，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件事，成为外经贸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启发大家解放思想，推动外贸方式及体制改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虽然期货交易开展起来了，但是关于这件事政治上是否正确的疑虑仍然没有消除。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那现在利用境外交易所买糖，是不是也参与了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呢？就这个问题，陈云整整想了一年。直到1974年7月4日，他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还提起这件事，认为这样做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当时“四人帮”已经挑起“蜗牛事件”并开始制造“风庆轮事件”，攻击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违反自力更生精神、“崇洋媚外”的时候，陈云的表态，无疑对外贸部的工作是有利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2）
在陈云协助和指导和新任外贸部长李强领导下，外贸工作在1973年取得了巨大进展。通过黄金卖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门很快就赚回了30亿美元，比上一年出口总额26。4亿美元还多近4亿美元。即按197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80亿美元的预计，这笔钱都远远超过了1/3，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做一次“洋奴”
继一五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工业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受到极左势力百般阻挠。
陈云不惧非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市场、找资金出路的有利时机，在三五年内集中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初步提出引进43亿美元的方案，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这些引进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这些项目连同后来追加的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8亿美元。我国利用这些设备，并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以及技术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200多亿元。1979年合同履行完毕，花了39。6亿美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
这样的引进规模是十分大胆的。确定这个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才区区48。4亿美元，其中进口才22亿美元。而这个方案初步定的进口规模就是前一年进口额的两倍！“四三方案”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过程中，我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经济部门试图打开封闭的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尝试，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这项引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政治干扰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违反自力更生方针”、“进口风”、“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
1973年10月3日，陈云经请示周恩来后，离京赴广州，视察当年的秋季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是遭受外国封锁的新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的时期更是如此。
但广交会也难逃极左思潮的冲击。1972年秋季交易会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发生外商抢货现象，广交会商品也水涨船高。秋交会是不是还能这样？有些人从主观出发，想定高价，甚至说提价是马克思主义，降价是修正主义。
陈云是不同意这种从“政治”出发定价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贸部门从实际出发注意研究价格问题。七八月间，他又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要求外贸部管好商品价格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经理。商品价格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陈云一到广州，立即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当谈到商品定价偏高会影响成交时，他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
10月12日和16日，陈云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批判稳价思想，不等于提价就是马克思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他心里仍然记挂着一米七轧机进口问题，说：“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但是，“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已经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们操控“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干部，使各条战线陷入新的动乱，使刚刚好转的局势重新恶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楞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设备引进考察团礼品——玻壳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1974年10月又挑起“风庆轮事件”，使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受到强烈冲击，陷于停顿。
但陈云的调查研究和思索并没有停顿。他的眼光已经放得很远、放得很长了。这一时期指导外贸工作获得的宝贵经验，将要在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九章 再展雄风
三中全会前风雨（1）
“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