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卡皮察回国。整个卡文迪许实验室和卢瑟福本人久久地感到缺少
了一个他们大家都如此热爱的人。在以后数年中，实验室这个卓越的集体开
始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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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院院士
卡皮察的域外科研生涯长达13年，他27岁离开列宁格勒去伦敦时，在
科研和教学上毫无经验可言。当他40岁回到前苏联时，已是卓越的科学家
了。人们极易把他误认为是外国人。那常年不离手的烟斗和按西方款式剪裁
得体的一身服装，更使得人们频频产生错觉。而且，必要时他还能说一口地
道的英语。
当时，卡皮察既担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
两大头衔集之于一身，在那个年代，令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卡皮察带着妻子，乘坐汽车，经过挪威，好不容易才返回祖国。年幼的
儿子们留在剑桥由外婆抚养照料。
同年12月28日，前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建立物理问题研究所，研究
所的名称是卡皮察提议的。他解释说：“这个颇为不寻常的名称应当反映出，
研究所并不从事某个一定知识领域的工作，一般说来，它将是一个研究著名
科学问题的研究所，这些问题的范围要由将在所里进行工作的那些人员和科
学家来决定。因此，这个研究所的任务是纯科学工作，而不是应用科学工作。”
他成了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这时，他继续研究超强力磁场和改进取得液态
氦的技术。他领导研究所的工作，一贯以身作则。他认为，如果一个领导者
站得远远的，工作是绝对领导不好的。
卡皮察终生不渝地深信，任何科学发现早晚终将得到实际应用。而且他
本人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热核研究应当全力发展，任何科学发现总
是能够得到有益利用的。
卡皮察所制订的研究所计划符合对科研中心提出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完
善的、先进的研究所，不仅在苏联是先进的，而且在欧洲也是先进的研究所
之一。
在建设研究所的三年漫长时间中，卡皮察没有实验室。他回忆说：“在
这几年，我与苏联之外保持通讯联系的唯一科学家是卢瑟福。每两个月他至
少给我写一封长信。这些信对我极为珍贵。在这些信中，他谈论剑桥的生活，
关于自己的科学成就和本学派的成绩。讲他自己的情况，开玩笑，并给我出
主意。在我处于困境下始终不渝地鼓励我。他清楚地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必
须尽快开始突然中断了的科学工作，众所周知，主要是由于他的干预和帮助，
我才能获得蒙德实验室的科学设备，因此过了三年我又得以恢复在低温物理
学领域的工作。”
卢瑟福给卡皮察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37年10月9日。10天后，卢瑟
福去世了。卡皮察在 《消息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在离开剑桥32年之后，
1966年5月 17日，卡皮察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的讲话中说：“对于我来说，
卢瑟福的去世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导师和朋友，对于我，像对于其他许多科
学家一样，这些岁月也是科学上整整一个时代的结束。”
卡皮察规定要建筑车间、图书馆以及其它能保证研究所相对独立生活的
设施。了解物理问题研究所的人都很清楚，卡皮察所考虑的广泛设施，显然
是研究所长期所必需的。即便是现在，研究所的车间还在制造许多独一无二
的仪器。建立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一流图书馆，许多国家给卡皮察寄来书籍，
这些书几乎全都成了研究所图书馆的财产。
1937年，卡皮察在低温物理学基础理论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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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液态氦超流动现象。液态氦超流动现象是指液态氦在温度降低到 2。19K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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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特殊的相变，它几乎完全失去粘滞性，并且很容易流过半径为10厘米
的小孔或毛细管，还能沿着固体内壁扩展，成为一层只有几十个原子厚度的
薄膜。
1939年1月24日，前苏联科学院一致推选卡皮察为科学院院士。
在他们家族中有四代人和科学院有密切联系。安德烈和谢尔盖的外曾祖
父И·И·斯捷布尼茨基是俄罗斯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们的外祖父A·H·克
雷洛夫和父亲是科学院院士，最后卡皮察的小儿子安德烈是前苏联科学院通
讯院士。卡皮察对于自己是这个不寻常的“科学院式链条”上的一环，感到
十分愉快。而且，他还希望，下一代卡皮察的代表中，他的孙子、孙女中有
人能在科学院中占据当之无愧的位置。他的儿子谢尔盖已是教授、物理数学
博士、物理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一系列著作的作者，获得了前苏联国家奖
金。而且他有三个孩子，卡皮察对他们寄予了厚望。
卡皮察在莫斯科举办的讨论会，可谓盛况空前。常常是礼堂外围着一大
群人，而门口已挂上“礼堂人已满，请予谅解”的牌子。做报告的人有卡皮
察或某个著名科学家，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如果把卡皮察讨论的题目按顺
序地浏览一遍，那么根据这些题目就能对在几十年中物理学的发展有一个大
致概念。
在以后的几年中，卡皮察继续研究超流动性，并发现了氦的某些惊人的
特性。卡皮察的卓越试验之一是：把盛满液态氦的器皿，置于液态氦之中，
在器皿的洞口前悬挂一个轻巧的翼片。在器皿中的氦加热时，翼片偏离了。
这样就证明了，氦中的热传导过程与其中产生的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这
种运动具有完全反常的性质；从洞口冲出了一股使翼片偏离的液体，但器皿
中液体的数量并未改变，仍然是满满的。
卡皮察发现的超流动性现象，成为研究工作的新出发点，吸引了前苏联
及外国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注意。超流动性现象成为几十年来的研究对象，
这种研究获得了许多卓越的成果。
在这位出类拔萃人物的思想中，令人十分惊奇地感受到许多丰富多彩的
当代文化。在他的头脑中，物理学已占了崇高的位置，当然这也无损于他去
了解许多其它领域的知识，而且有助于他解决许多问题。在卡皮察看来，物
理学本身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对人类具有魔术般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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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了祖国
1941年，德国法西斯进攻前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物理问题
研究所撤退到喀山。
10月12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卡皮察在会上发言
说：“当6月末我们国家遭到希特勒匪帮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全体科学家
立即决定，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力量贡献给我们国家，支援她和法西斯
主义的英勇斗争。”在讲话即将结束时，卡皮察号召科学家们参加“为自由
和文明的斗争，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斗争，任何消极萎靡都将给人带来
终生的耻辱。”他的讲话无疑是对全体前苏联人民的一次爱国主义召唤。
研究所的设备被安置在喀山大学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工作场所，在装
满动物和鸟类骨架与标本的柜、架之间，安装工作正在进行。研究人员住在
学校的大礼堂和体育馆中，宽敞的空间用床单隔成了一家一户的单间。卡皮
察和夫人、儿子及岳父克雷洛夫院士住在著名俄国数学家、前喀山大学校长
洛巴切夫斯基于19世纪初曾经住过的房子里。
尽管战火纷飞，环境艰苦，但研究工作没有停止过。战争中因急救伤病
员需要氧气，卡皮察便急战争之所急，积极为国家研究制取更多的氧气。
从疏散生活一开始，物理研究所便着手安装获取液态空气和气态氧的设
备。不久，研究所就开始给喀山各个医院供应伤员和病人所需要的氧气，液
态空气则送往军事工厂。
卡皮察说：“战争使得国家极端需要氧气，必须挽起袖子，全力以赴地
工作，使实验室的机器像工厂里的机器那样运转。”战争期间，卡皮察制造
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规模获得工业用液态氧的涡轮装置。前苏联部长会议设
立了一个氧气生产专业局——制氧工业总局，卡皮察被任命为该局局长。卡
皮察生平第一次担任政府机关的首长，他把这个对他来说非同寻常的职务与
研究所领导很好地结合起来。
卡皮察的秘书是多才多艺、善于观察的皮萨尔热夫斯基，与卡皮察共事
多年，下面就是他所描写的伟大卫国战争岁月中的卡皮察。
“卡皮察大概掌握着一种不知疲倦的秘密。简直想象不出他有什么不急
的、可以缓一缓的事情。事情堆积如山，一件接一件没有个完。卡皮察抱怨
说，他既是所长，又是实验员，又是演讲员，您瞧见没有，又来了个到处都
需要的氧气……”
“他精力旺盛，工作起来常常能一下子超过三个助手，并弄得他们精疲
力尽。特别是当试验不顺利的时候，他可以专心致志地一连几个小时摆弄它
们。而在准备试验设备的空隙时间里，他就沿着把实验室和 ‘专用’房间连
在一起的楼梯跑到楼上去，并口授在实验间隙构思好的自己新著的章节。”
“如果他昏昏欲睡或萎靡不振，这就是说，他在特别紧张地思考某个新
问题，而当思考问题结束时，他立刻就精神大振，急急奔向工作间，在那里
他的一个助手——机械师，对一件早就考虑好的仪器已经忙了几天了。但是
他这几天几夜所干的一切，都得推倒重做。机械师垂头丧气，觉得毫无办法
了。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劳累过度所引起的一种突然发作的感情。登上顶峰
是不容易的，然后又立刻就得下来。可过了一会，他却用迷恋的眼光看着卡
皮察在烟盒底上所画的草图。”
1943年物理问题研究所搬回莫斯科。在喀山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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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重重，卡皮察和助手们还是成功地制造出工业用和军事用的高效液化
器。政府正确地评价了这些工作。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卡皮察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奖予列宁勋章和“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各一枚。
回到莫斯科后，卡皮察提出了当时物理界应努力的主攻方向。这就是：
第一是低温，第二是原子核，第三是固体。他领导的研究所主攻低温。低温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在低温下物理现象的科学。所谓低温，一般是指在一个大
气压下比液态空气的沸点81°K还低的温度。此刻的物质具有平常条件下所
没有的某些特性。低温物理学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微观
运动规律，有着重大作用。
1944年9月，卡皮察被授予富兰克林大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实验和理
论物理学上的卓越贡献，特别是在磁学和低温领域的卓越贡献。卡皮察是获
得这种奖赏的第一位俄罗斯科学家，此奖章是1915年设立的，获得这一奖章
的有爱迪生、爱因斯坦、普朗克、卢瑟福、汤姆逊。
卡皮察在授奖仪式上讲话：
“我把这一奖赏看作是美国科学界的友好表示，承认苏联科学界在世界
科学中所做的贡献，承认苏联科学家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所做的种种努力。
在共同斗争的历史性日子里……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由和文明，在这场
伟大的斗争中，我们国家肩负着最紧张、因而也是最沉重的担子，所以一切
真诚的友好表示都会得到我们始终不渝的热情感谢。”
“我们科学家，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和自己祖国的公仆，但是当我们工作
的成果能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时，我们同时也体验着一种特别骄傲的感情……
但是，这些岁月，战争岁月，我们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们肩负着对抗疯狂的
纳粹思想及其各种破坏的任务。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我们各个国家共同和友
好的话，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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