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塞一愣，朝他将手套向下一甩，示意他先放下枪。安德列夫也有些吃惊地回过头来。
巴尔斯对安德列夫发问了：“第一，守门员扑那个球和格塞上尉铲射那个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你已判了此球进球无效，再罚他红牌是否过分？第二，据比赛期间的报纸说，你踢过前锋，性格也曾是暴躁的。那么请问，当赛后格塞上尉打了你一个耳光时，如果你判得正确，为什么你对记者说‘我理解他的心情，请不必指责他’？假如我没猜错的话，你对这张红牌判得有愧，是不是？”
安德列夫盯着巴尔斯半天，说：“你是个很不一般的球迷……现在我来解答一下。”说完，安德列夫蹲下，用那只左手拣起一根树枝，吃力地在地上画起了比赛的示意图。左手太不方便，树枝头太秃，线画得不清，还弯弯曲曲。格塞和巴尔斯也马上蹲了下来。格塞鬼使神差地从腰上拔出匕首，把安德列夫手中的树枝接过削尖，看了一眼他绑在脖子后的右手，竟把那绳子也割断了。巴尔斯则接过树枝，重新画了个长方形的球场示意图，然后把树枝递给了安德列夫。
三个人，蹲在那里，一时完全忘却了你死我活的这场战争，全都回到了那场比赛中……
——那是战前在柏林举行的一场很重要的比赛，由东道主德国队对法国队，主裁判，就是著名的国际裁判安德列夫。双方势均力敌，拼抢激烈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下半时，离终场快结束时双方都没有进球。这时，德国队前锋格塞在对方禁区前抢断一球，他做出要传球的样子破坏了对方造越位的战术，又甩掉了扑上来拉住他衣服的一个后卫，单刀冲向球门。一看对方守门员迎着他来了，他有些慌，在禁区里一脚开大了。守门员冲来，较远便跳起扑向这个球，格塞也同时飞起一脚铲去。争议正从这里开始：守门员已摸到球了，格塞的脚也到了，铲在了守门员的嘴上，球进网了，守门员嘴部顿时鲜血直流。安德列夫毫不犹豫马上对格塞亮出了红牌。
更大的争议却在这里：法国队受伤的门将伤不重，包扎一下便上了场。他对安德列夫说，刚才的伤不是格塞踢的，而是场地上不知怎么有一块小石子造成的，是否只判进球无效，不要将格塞罚下场。但安德列夫坚持说，重要的不是伤没伤，而是格塞不该在守门员扑到球后向守门员头部出脚……
安德列夫指着地上的图对格塞说：“你冲进禁区后，守门员已经出击。这时你本该机智地晃过守门员。你看，只要往左一带，就成了。可你太急，慌了。这时，守门员和你几乎在一条线上，你是在他扑球的一瞬间决定铲射的，这说明你眼中只有球，而没有人。一个好的球员，不仅技术出色，还要有一个高尚的意识——决不能为一个球而伤人。同时，我要告诉你，对方的守门员所说的不是由你踢伤，而是摔在地上被石子擦破的话也不能成立。我找过，没有找到什么石子，你想怎么可能有呢？这只说明对方的姿态，那个守门员是好样的，他不忍看到一个出色的对手被红牌罚下。可你，本来还是默认这红牌的，一听到不是你踢伤的，马上就暴跳起来，还打了我……格塞上尉，是不是这样？”
格塞盯着地上，没有出声。
安德列夫又对着巴尔斯说：“但是，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的确，我对所罚的这张红牌有愧。因格塞出脚的意识产生时，对方还没有扑到球。那时间太快，快到不容他去收回念头。顶多，他该承担大半责任。所以，正确的裁判应当是判此球进球无效，犯规队员受黄牌惩罚。我明白红牌对球员意味着什么，为此我深为内疚。这里有一个原因，当年我踢前锋时，曾犯下类似之过，我踢伤过一个守门员，使他终身残废……我为此一生懊恨，我不想再让别的球员懊恨一生。”
格塞、巴尔斯、安德列夫三人互望着，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哨声。那是党卫军早餐的时间。
三个人默默起立。
格塞扭过身背向他们两人，手套一会儿握在左手，一会儿握在右手。最后，他毅然整了整军服，背着身下令道：
“巴尔斯，执行吧！”说完，他急步向营地走去。
在营地边，他听到了枪声，握在手里的手套紧紧地攥成了一个球。
在处决犯人阿廖夫的文件上，格塞和巴尔斯在执行者一栏里签上了名字。
半个月后，德军开到了列宁格勒附近。一天黄昏，格塞意外地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正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一场足球赛。播音员说出了主裁判的名字：安德列夫。
巴尔斯正好也在格塞的营房里，陪一个中尉下棋。巴尔斯一听到广播，脸刷地白了，他偷偷看了格塞一眼，握棋子的手抖了起来。
这使下棋的那个中尉很奇怪：“巴尔斯，你他妈的怎么了？”
格塞朝身边的椅子猛踢了一脚，吼道：“巴尔斯！给我去煮杯咖啡！不许放糖，要苦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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