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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却被伟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位子，使他达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谷底，他的“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王明一伙把持的党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止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①，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②，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③。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④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①据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宋希濂的回忆材料。
②③见陈农菲：《不倒的红旗》，一九六二年版。
④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
象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以前不畏刑讯，讴歌苏区；在写《多余的话》以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全部斗争实践中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一个环节。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专门写了《告别》一章，一再向同志们亲切地告别；一再说他写的是“最后的话”，这都只能说明他决心舍生赴死，而没有“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消极动摇，叛变投敌”的意图。《多余的话》的基本内容是自我解剖，这个行动说明他并非绝望地“消极等死”。他最后英勇牺牲同他就义前夕总结自己一生，这两者之间没有无法解释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善于思索，追求真理这一特点和优点，瞿秋白一直保持到他被捕就义；临终之际，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更加强烈突出了。《多余的话》和《未成稿目录》，是他在这时高度思索的结晶。《未成稿目录》，是他准备写的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的题目。除了总名为《痕迹》的三十篇自传性作品外，还有十篇《读者言》，包括对《阿Q正传》、《水浒》、《野叟曝言》等今古文学作品的研究札记。①他如果不牺牲得那么早，以他的天赋，勤奋和多思，他写出的作品，应该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写要多得多。这四十个题目，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它未免是“多余”的。我却以为，这一纸目录，凝结着多么美好的向往，多么执著的追求呵！在临危的严峻《读者言》．1．“王凤姐”。2．张飞与李逵。3．安公子。4．野叟曝言主义。5．“阿Q”。6．“阿Q”以后。7．酒瓶问题。8．“不成话”。9．古汉文。10．翻译。《痕迹》：1．环溪。2．大红名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卖真理（以上〈北平〉）。8．“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命的伴侣”。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兰布袍子。15．庐山（以上〈武汉〉）。16．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老爷”。19．忆景白。20．面包问题。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乾火尽时。23．“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潭（雪峰）。26．只管唱，不管认。27．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逃！29．饿的研究。30．不懂的（以上〈上杭〉）。31．得其放心矣（〈汀州〉）。按：原抄件无17。
时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计，而是以日以时计，他却抱定宗旨，排除俗念，开列了那么长长的准备著述的目录。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可以被理解为“多余”的吗？
①《未成稿目录》民二十四年夏汀州狱中。
击破劝降阴谋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作说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伪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
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
加派王傲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陈建中，当年二十四、五岁，中等个，瘦长脸，说一口陕西话。他原是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1933年被捕立即叛变。他与另一个叛徒、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杜蘅（杜甘棠）在西安“表演”①两个月，中共在西安及陕西的党团地下组织，多被破坏。中统特务机关以陈建中“表现突出”，于1934年初将其调往南京，派他到伪宪兵司令部对被捕中共人员进行“说服”（即策反）工作，又在中统南京“实验区”协同匪特对我党地下机关进行“侦破”工作。不久，即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专门负责“指导”对西北苏区的“特情工作和检查工作”，并在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中讲授《说服工作》②。但是，陈建中毕竟是新近“转变”的中共叛徒，匹马单枪对付瞿秋白，论才学、阅历、身份都嫌大大不足。所以，陈立夫随后又增派了中统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傲夫。
①“表演”，指叛徒在敌人指挥下，充当坐探、引线等，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活动。敌特机关据此考察其是否死心塌地叛党投敌，为虎作伥。
②陈建中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曾任伪中央党部第六组主任，主管对我“心战和策反”活动。1953年在朝鲜劫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战俘去台湾，就是陈建中的“杰作”。1975年升任蒋帮伪“国民大会”秘书长。
王傲夫，又名王书生，王杰夫。此人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五、六岁。北平燕大毕业后曾经研究过一段宗教哲学。在商震军中以清洗进步人士深得陈立夫的青睐，先后充当中统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①。王杰夫出马，陈建中就成了他的助手。
①王杰夫后来任伪中统局设计委员、训练委员会主任、总督察、纪律审查委员会主席。解放前夕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主任委员。
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陈途经福州、厦门时，又拉上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