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瞿秋白：《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场残酷斗争的结局，是调遣被斗争者到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去。
1931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和关心苏区，听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象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②他提出问题：“之华可以去吗？”通知人回答说可以向组织反映。瞿秋白身患重病，苏区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差，他要求让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妻子杨之华同行，绝非非份之请。第二天，上级领导人的答复是：暂时不能去，因为她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这当然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谁能说它不是理由呢？但是，王明集团的要人们，有谁从中国到苏联去，或者从白区到苏区，或从苏区到白区去，不携眷同行呢？党内政治上的颠倒，就使一切都被颠倒了。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未刊稿。
事情决定后，瞿秋白日夜工作，整理他近三年来的著作和译作。杨之华也忙于为他准备行装，一只整理好的衣箱已经放在屋角。他对杨之华叹息着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译稿又放下，自语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一会儿，他又说起驳斥叛徒叶青的七、八万字的书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遗失，实在可惜。他感到今后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再从事著述；过去所写的东西，即使不能公开出版，也应该妥善保存，留待革命胜利以后与读者见面。一旦遗失，就难以弥补了。
瞿秋白对于和杨之华的这次分别，心里很不平静。他似乎预感到苏区的前景微妙；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许多同志都可能有这种预感。离别的前一夜，瞿秋白照旧晚睡。但这夜的情形却异于往常。下面是杨之华的回忆——
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来的习惯。但这一夜却与往常不一样，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我发现他一直为分别后我的生活耽心，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象小孩子似地轻松地对他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一样！”他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
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地见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这是无限的依恋之情啊！但是，瞿秋白虽文弱而又坚毅，温情又不怯懦。他和她都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他们可以舍弃一切，直至献出他们的宝贵的生命。
这一天的晚饭比较丰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个菊花锅，买了几个苹果，大家很愉快地给他送行。①
到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说：“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
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住所。②
①《忆秋白》，第219—220页。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半个月后，杨之华收到瞿秋白带来的一张短笺，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月7日，星期日，夜十一时，风雨雪交加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南驶。从此，告别战斗了将近八年的上海和在这里的亲人。
①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1月11日夜十一点离沪，天下着雪，大风。《鲁迅日记》则记载：7日昼阴，“夜雨雪”，9日白天微雪，而11—12日都晴。据此可知，瞿当于7日夜离沪。9日鲁迅得瞿来信，当为杨之华在瞿走后寄出。
其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从这里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由中央交通局的工农通讯社管辖，下设十几个站点。大站管中站、小站。小站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交通员大多是经红军军官学校训练的班长以上的共产党员。
他们负责递送文件、护送干部、保护物资运输。
瞿秋白走的大致是这一条路线。瞿秋白化装为医生，在武装交通员的掩护下，大约在1月中旬到达赤白交界地区。这里只能在夜间行进，白天就在山顶上隐蔽休息。有时离敌人的警戒地区很近，不仅可以看到灯光，甚至可以听到敌人的说话声。他们在赤白交界区连续走了几夜后，到达闽西根据地边沿地区。白天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晚间在农家住宿。瞿秋白从这里分别给鲁迅和杨之华写信，托人转送到上海。这就是杨之华收到的短笺，和鲁迅在1月28日收到的来信①。2月5日，瞿秋白到江西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②教育部视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部长，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在同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毛泽东、项英、张国焘为正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分设各部，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由于瞿秋白身在上海，不能到职，3月间中央政府第八次常委会议，议决以徐特立代理教育部长。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3日，即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①《鲁迅日记》1934年1月28日：“星期。晴。……得宜宾信。”
②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号称红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就分手了，如毛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很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石联星的一段回忆①，记下了这样感人的场面：
①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忆秋白》第340页。
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先后四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都失败了。这一次他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同时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连坐、怀柔等政策，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和红军作战原则，只凭军事教条进行瞎指挥。他甚至躲在房子里，凭误差很大的地图指挥战事，其荒唐可想而知。战争开始时，李德等人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坚固阵地。1933年9月底，敌军占领黎川后，李德等人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攻打白区敌巩固据点，屡败屡攻，转战于敌碉堡区。11月，福建事变发生，事变领导人愿与红军合作反蒋。毛泽东此时建议，红军主力应突破敌围攻线，进攻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根本重地，迫敌回援，既可粉碎敌之“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李德等人拒绝这一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飞往建瓯督战，连克厦门、福州，镇压了福建事变。同月，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军事上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损失严重，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
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作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瞿秋白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①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象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
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这是我们的教育路线。
①《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第62期，1934年6月2日。
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无法求学，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社会教育。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由之路。
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又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
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会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二十四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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