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氖紫仁だ返木鲆榘福埂白蟆鼻忝跋罩饕宕砦笸持瘟酥醒耄纬闪肆⑷废摺�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立三路线，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月间到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汉观察形势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不过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取道欧洲回国。路经德国柏林时，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示威大会。
会后，周恩来先行返国。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于贯彻了六大决议，中国革命形势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瞿秋白这时著文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①。在这种好的形势下，李立三便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企图改变六大的正确方针，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府；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①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年1月）。《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1期。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关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关于取消党、团、工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组织等等方面，都批评了李立三。但是，就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①即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王明已先于中央从远东局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①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②何孟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的下层工作。③
①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年秋冬）。
②《全总党团决议案》（1931年1月1日）。
③《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7日）。
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①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
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示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主席团会议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对着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通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③。主席团极力吹嘘王明一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④在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意斯基提出三条意见：一、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瞿秋白的“小团体”活动；二、召集中共中央全会；三、李立三留在国际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⑤
①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
①③④⑤《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2月14日，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16日，在米夫干预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消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两项主要要求，即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章龙等则认为不应再召开紧急会议，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上七时多开到晚上十时多。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消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钻进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罗章龙派因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大闹会场，但米夫、王明夺权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王明手里。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责任，接受“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竟指责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王明一伙，大权在握，什么罪名，都可以加在别人头上。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②。
①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党的建设》第3期。
②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期。
这是共产国际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