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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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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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年9月,北伐军已到汉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

  

  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实行武装斗争。他说: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队。他说: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扎的军队发生密切的关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直隶于市政府的。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月20日写了《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一文,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

  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总之,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而又有说服力,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保卫了中国的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很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揭示出来了。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要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五大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的万岁。”①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都无法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的错误,那么,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势必越走越远,终于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  转折关头



十  转折关头

退让,还是进攻?

  1927年5月9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月3日,瞿秋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出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精卫、唐生智等。6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6月14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7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月13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日占领汀泗桥,19日进至武昌附近,武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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