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第39部分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年9月，北伐军已到汉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

　　

　　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实行武装斗争。他说：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队。他说：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扎的军队发生密切的关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直隶于市政府的。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月20日写了《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一文，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

　　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总之，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而又有说服力，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保卫了中国的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很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揭示出来了。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要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五大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的万岁。”①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都无法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的错误，那么，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势必越走越远，终于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　　转折关头



十　　转折关头

退让，还是进攻？

　　1927年5月9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月3日，瞿秋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出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精卫、唐生智等。6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6月14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7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月13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日占领汀泗桥，19日进至武昌附近，武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