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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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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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远的……

  …………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了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的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的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

  远!远远的……

  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强暴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把这首诗与作者以前的诗作比较,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而且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

  这时,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还很活跃,从5月15日起,在青年会举办讲演会,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讲演社会问题。先后到这里讲演的有胡适(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高厚德(Dr·Galt。优生学与社会进步)、陶履恭(工业界的新提议)、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听演讲的人不限于该会会员,每次到会的人有时百余人,多至二、三百人。该会计划9月份以后,再举行几次讲演会。此外,北京社会实进会还计划在年内增办平民学校、刊行通俗丛书、试办游动图书库、举行露天讲演、试办贫民救济处、调查社会情况,等等。他们“将来的大政方针,还在:把本会扩充成一个北京全体市民的社会服务机关”,“以垂模范于全国”①。

  

  ①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青年人道主义者们的愿望良好,并且充满了理想的信心。《人道》创刊号在《本刊特别启事》中郑重宣告:“本刊第二号定为《新村研究号》,很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先生们,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来稿须于八月二十五号以前寄下。”然而,压迫随之而来,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当然不得张扬呼号。青年会顶不住反动政府的压迫,于是提出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只好停刊。《人道》的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

  《人道》虽然终刊,但是探索人生道路的追求,在瞿秋白思想中更加执着,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了。在国内无法寻觅得到的人道,在国外,在相邻的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在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兴无产者集团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能不能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到解答?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实践上又如何呢?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准备离故国,赴异域,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五  走向光明的使者



五  走向光明的使者

《晨报》特派记者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①

  

  ①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以后一直到12月16日,每日照登这则启事。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①。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②。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4—5页。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①

  

  ①肖劲光:《赴苏学习前后》,《革命史资料》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

  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决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看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仆仆风尘赶到山东济南去看望父亲瞿稚彬①。瞿稚彬这时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苏人,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鹊华桥码头不足百步。

  

  ①瞿稚彬1922年受聘于私立山东美术学校,任山水画教师。1929年改为私立爱美中学,在艺术师范科任教。晚年住济南道教人士集中的“悟善社”,该社解散后迁居“正宗坛”。1932年6月19日病逝于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正宗救济会”。遗体安葬于济南千佛山西麓与马鞍山东麓间的“江苏第二公墓”。墓碑碑文:“民国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申时寿终先考稚彬公之墓武进不孝男瞿垚敬立”。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滨的小酒馆里,父子两人,还有父亲的一位道友,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摆了几个冷盘热炒,炉上温着酒。在父亲说来,这是为即将去国远行的儿子饯行,而对儿子来说,则是为了在离开祖国之前孝敬一番长期寄人篱下,孤寂无依的父亲。父子虽强颜欢笑,心底里却都是苦楚难言。父亲年近花甲,长期穷困潦倒,忧病煎逼的生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不象北京的亲友那样,固执地反对瞿秋白远行。他知道儿子的决心,即使拦阻也拦不住。他惜别地深情地对儿子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①说得瞿秋白心头一热,眼泪已含在了眼眶里。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三个人都站起来,沿着大明湖畔,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父子两人的心更加亲近不忍离舍了。回到屋中,父子俩又整整谈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别了父亲,离开了济南。

  父亲的勉励,增加了瞿秋白远行的决心。回到北京,他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要离开北京了,离开这寄住了三年多的纯白哥哥的家了。愈是这时,瞿秋白的心情意绪就愈加留恋这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家,连这小院里的秋花秋草,他都觉得辜负了它们的好意。这几天,他晚上回到家里,就同哥嫂闲谈。原来执意反对他到俄国去的纯白,现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决定,也就不再留难,反而勉励秋白到俄国后专心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这种殷切的关怀,反倒使原来理智强烈的秋白情感激动,低徊感慨不止。对于这位用“家族的旧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时因为志向不同,不肯屈从,但此刻远别在即,觉得兄弟情分却有些难以割舍了。

  瞿秋白这次去国,差不多等于“出世”一样,一切琐事,都需要作一个收束。母亲死时遗留下来的债务,需要暂时有个交托;旧时作的诗词古文,需要整理出来,父亲要它留作纪念;幼时的伙伴,虽然远在江南,不能握别,也要写信告辞。写信时,他不禁想起了两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现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遗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将破产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还有一位表姊,从小丧母,是与瞿秋白一同长大的。她家也是破产的绅士之家,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艰难得很。她深感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人生发生疑问,但她又何尝能够解决呢?

  夜深人静,瞿秋白在昏暗的灯光下,提笔写信,又下不得笔。他想:“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几封告别信,总算写完了。

  住在京津的几家亲戚,瞿秋白一一登门拜别。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表姊夫是位鸦片瘾者,在铁路局做事。这位表姊,本来是家乡的著名美人,现已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痛苦,犹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她已没有当年的意趣风韵了。她见到瞿秋白,只是诉苦。饮过白兰地,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鸦片烟灯说话。表姊夫指着烟灯说:“我一个月赚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说:“他先前行医也还能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佬’(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们的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她天真地对瞿秋白说:“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凉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栈的路上,感到天津繁华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了。

  丰儿的三姨,就是名叫珊珊的表妹。她刚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乡恽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时每到环溪姑母家,总是和表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她们如今都已长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千百年来实行的老办法,各自找到归宿了。瞿秋白称珊珊为三妹,幼时关系亲近,隔别了数载,却不曾忘怀。见面之后,她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境况。她说:“我刚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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