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 15：53
主讲人简介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21岁时离开祖国大陆到台湾，64岁重回时，已“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在台湾余光中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老前辈。在他近900首诗歌，百万字的散文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一个作为果敢的勇者。虽然少年起便经受动荡，而个性却日趋温和厚道，老得漂亮。
主要作品：诗集：《乡愁四韵》《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五陵少年》《隔水观音》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青青边愁》《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翻译作品：《梵高传》《老人与海》《不可儿戏》内容简介我们现代人所讲的话，有很多都是从文言来的，比如“求之不得”是从《诗经》来的，“天长地久”是从《老子》来的等等，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好句子、好成语。而如果一位作家能不用一个成语就能写出好文章，那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从头到尾不用一句成语。余光中认为只要文言在白话里用得好，就好像白话里有了一层浮雕，更加立体化了。而且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引起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遥远回忆。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余先生有一个原则叫做“白以文常，文以应变”。就是把白话当作常态，用文言应付变局。因此翻译与创作是一种三角关系，创作是作家把他的经验、他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等于把他的经验翻译成文字；翻译是把原文变成另外一种文字，在翻的过程中，要透过原文想那个作者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中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译者一定要考虑原作者在想什么，原作者的感受是什么，然后译者再根据作者写作时用的笔法，去做到“白以文常，文以应变”。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海峡对岸的诗人学者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大家欢迎。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缪思的左右手》，余先生挥动“缪思的左右手”，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梁实秋先生有一个评价，就是“其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可见堪称诗文双绝，那么今天余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题目是《创作与翻译》，大家欢迎。
我现在要开始讲一点翻译跟创作的关系，外国人读中国文学，读当代的中国文学，他的白话再好，念中国当代的散文。比如说当代的诗，他未必能够完全欣赏，因为我们还有文言的背景，我们还有古典的背景，他必须从头读起才能欣赏。那么，拉丁文是欧洲的文言，欧洲的小学生都要读拉丁文，就等于我们读中学要读一点文言文，现在文言读得越来越少了，好像是已经过去了。其实不然，我们当代的人，并没有完全摆脱文言。
有一次有个记者来访问我，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余先生听说你很喜欢苏东坡是不是？我说对，他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你还在喜欢苏东坡？我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我凭什么不能喜欢苏东坡？凭什么我一定要喜欢村上春树，还是昆德拉，还是博尔赫斯，还是什么什么，或者是最近得诺贝尔奖的某某人。我为什么不能喜欢苏东坡？我说你以为苏东坡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吗？我说我有一次搭去飞机，那个柜台小姐看到我的名字，“余先生，今天才识得庐山真面目”。我说这句话是苏东坡教她讲的，没有苏东坡她这句话还说不出来呢。然后我们说人生到处雪泥鸿爪，好像雪地里面有泥，一只飞鸿停下来留下一个爪印。苏东坡讲这句话是九百多年之前了，他这些话、这些诗，这些《赤壁赋》留下来的鸿爪是多么美丽。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很自由，我们每天讲的话那么多成语都是古人自定的。我们比如说“求之不得”，谁不会讲，可是“求之不得”是《诗经》来的，“天长地久”是《老子》来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庄子》就有了，这些古人为我们留下那么多好句子、好成语。如果我们朋友之间约定说，从吃过早饭到晚饭之间，不准讲成语，话都讲不出来。成语哪里来的？文言来的，文言的结晶。古书来的，不要以为文言就完全死了，它已经结晶成很多成语，结晶成很多名句，我们写文章，不用恐怕不可能。
我们不能想像，一位作家，一位好作家，仅凭成语就写出好作品来，因为那表示他只能用古人的头脑来想，古人的说法来说，那当然是的。可是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作家从头到尾不用一句成语，也不可能，我认为，文言只要用得好，用在白话里，可以使白话文多元化，好像是白话文上面有了一层浮雕，立体化，而且可以隐隐约约地引起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许多遥远的回忆。好像一些美妙的回声出现在字里行间。所以我奉行的一句话，尤其在翻译的时候，是这样子，“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白话是常态，碰到紧要关头，需要另外一种语境、语态出现。我就用文言，所以叫做“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那么这八个字用白话说来，把白话当做常态，用文言应付变局，啰嗦多了，如果一个人写白话，完全不用文言，不用方言，也可以写出好文章出来。可是如果能多用不同层次的语言譬如说文言跟俚语的话，我相信更变化的弹性更大。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写萤火虫的，题目叫做《火金姑》。金颜色的金，姑是姑娘的姑，“火金姑”是闽南话台湾话的方言，意思就是萤火虫，多美，我觉得比萤火虫美，火表示它有光，金表示它的色彩，姑表示她这个女性之美，所以这个方言跟口语也还是可以入诗。
我认为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翻译也是一种有条件的创作，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看这第一页的我的一个最简单的图解，是三角关系。所谓创造呢，一个作家是把他的经验他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等于他把他的经验要翻译成文字，也一个翻译的过程。那么，翻译的人，翻译者干嘛呢，翻译是把原文变成另外一种文字，在翻的过程之中，要透过原文一直在想那个原作者心理面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所以关系就复杂一点，创作的话是经验如何翻译成原文，而翻译是原文要翻成译文。可是呢，译者一直在想，原来的经验是什么，这中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问题是譬如我现在写一首诗，我心有所感，要写一首诗，我就等于把我的感想抽象的感觉，翻译成具象的文字，这也是一种翻译。不过我在写第一行的时候，我大概还不知道最后一行是什么，甚至于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我有那么一点可以开始了，所谓灵感来了，感情已经很充沛了，我想我写的出来了，然后一面写，一面怎么呢，有很多巧处，到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关系我转一个弯，因为什么关系我改写成别的句子了，这样一路下来，这首诗是写好了，我才知道原文是什么，对不对。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不像翻译的人，一个清清楚楚的原文在那儿，我把它翻译过来。可是写诗的人，写散文的人，他心里面的原文就是他的感受，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他一面写，一面想我到底是在想什么，然后写出来，所以他的翻译是翻好了原文才出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关系。
王尔德天生才子他的文字赋予文字游戏，一语双关，有时候一语三关，对于翻译者是一大考验，不过我见招拆招也翻过来了，有这么一段，他说，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 Indeed I am not sure that I would desire to reclaim him。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As a man sows so let him reap。这是台词了，我翻译成“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意志动摇，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种人我看连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原文是顺着讲的，我的译文是倒过来说的，为什么呢？原文说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等等等等，一直到结尾是一个很大很长的一个受词，英文往往把一个很长的受词摆在句末，中文要这样说就累赘得不得了，如果那样我就会说，我看连我也没有办法去影响一个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不可救药的这么一个人，那累赘得不得了，所以我把很长的受词先把它翻了，说有一种人，他的哥哥都说他懦弱，动摇，不可救药，对这种人，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样子呢，中文才有力量，中文往往是把一个很长的受词讲完了，然后再讲主句的，然后第二句，Indeed I am not sure that I would desire to reclaim him。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老实说我也不怎么想要挽救他，第三句As a man sows so let him reap。又像第一句这样来了，一声通知就要把坏蛋变成好人，现代人的这种狂热，我也不赞成，中文如果像英文一样说顺了的话，就会说我也不赞成现代人的一种狂热，那就是一声通知把坏蛋变成好人，这就啰嗦了，所以先把冗长的后半句讲完了，再回来讲前半，这样才有力量，这就是中文的生态，跟西文完全不一样。
民国初年，出于爱国，很多中国的诗人，都翻译拜伦的长诗中的一段，把它译成《哀希腊》，当时苏曼殊说用五言古诗来翻，马君武用七言古诗来翻，胡适用慷慨悲壮的离骚体来翻，那么谁翻得好呢，三个人都是很好的，可是苏曼殊选错了，选五言古诗太短了，不能够应付拜伦的诗，拜伦也是气很足的，所以呢，反而是马君武七言古诗，胡适的离骚体翻来比较好，胡适那首翻译拜伦的离骚体的译文，我觉得比胡适自己写的白话诗高明得太多。
尽管胡适是白话诗的开山祖，所以这个说明了，有时候翻译用一点文言比白话更有效，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什么呢？民国初年，代表保守派来反对白话文运动，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一位健将，就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家林琴南。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反对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又为它推波助澜，为什么，他用他的优美的文言，翻了170多种，欧美的小说戏剧，包括《茶花女》包括很多名著在里面。所以钱钟书，另外一位怪杰，钱钟书就说，林琴南翻译的英国文豪狄更斯的代表作《David Copperfield 》，翻成《块肉余生述》，中文译文比狄更斯的原文还要好，那当然很多英文专家就会不服气了，可是钱钟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英文里面像欧洲其他语文一样，或许用一个短短的插入句，怎么说呢，英国人美国人爱说This however is not ture 。howeber插在里面，比如说What you have just said，Imust say is wrong，他本来说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s wrong，可是他好像和缓一点，你老兄刚才所说的，我不得不承认他是错的，他来一个插入的小句子，或者说His brother you know is a rascal，他的兄弟你知道是个大坏蛋，I mnst admit这些短句子插在里边，这是翻译的人最头痛的句法，中文很少这样说，那这个林琴南反之不懂英文，他一笔就扫开了，靠边站，这样一来，文字通顺得不得了，钱钟书的西学好得不得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他觉得林琴南这样做高明。
中国没有几个人能赢得钱钟书的赞美的。
好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翻译了三百多首英文的诗，英国的美国的，也透过英文的翻译再转译，翻了土耳其，印度的一些诗，这三百多篇诗，我翻过来之后，对我有什么影响呢，你翻译东西就像临帖一样，你一天到晚临着王羲之的《兰亭序》，你写到后来，王羲之的招数你都学会了，那我翻了三百多篇英文的诗，我当然从那里面学到一些招式，所以我现在写诗，受了中国古典影响，也受了西方的影响，跟我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翻译是最彻底的阅读跟学习，所以我的比喻是好像我像亚瑟王的武士一样，我也骑了一匹马，擎我的长矛，来跟西方武士马上搏斗，当然我不能把他们挑下马来，不过他们也没有把我挑下马来，所以我从西方武士的招数里面学了很多过来，用到我写中文诗的时候，字里行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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