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说，马英九竟然还是一个现代新诗的爱好者。后来，他成了名人，有一次遇到了台湾著名意象派诗人杨牧，见面的第一句话，他便对杨牧说：“我是你的读者，初中的时候，就崇拜你了。”他这话，让杨牧暗吃了一惊，当时还以为他是有意奉迎自己说的违心话。因为杨牧的诗不像一般传统的表现手法，他的诗讲究的是意象，比如《瓶中稿》，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一种很晦涩难懂的作品。随着交谈的深入，马英九竟然一首又一首地背出来，并且就诗中的某些意象的理解，和诗人进行讨论。
此时，杨牧才相信，马英九所说初中时便喜欢他的诗，并不是一句虚言。而且，他在诗歌修养方面，也让老诗人异常惊讶。最后甚至感慨地说：“你不当诗人，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又说：“当然，你如果当了诗人，那就更可惜。”意思是说，马英九确实有诗才，如果他当诗人的话，肯定会有一番成就。相反，如果他当了诗人，那么，台湾文坛多了一个马英九，台湾政坛则会因此而少一个马英九。
进了建中后，马英九的阅读书单中，开始出现了思想方面的书。当时的马英九读胡适之、殷海光、胡秋原、李敖等人的书，也看卡缪、沙特及王尚义的作品（如《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思维，还曾经让他着迷了一阵子。另外，马英九也涉猎了六○年代颇为风行的留学生文学，包括于梨华的《又见棕榈》，及张系国、刘大任的作品等。书本，是人们了解世界的起点，是一枚指向智能星空的望远镜头。
要说哪一本书对当时的马英九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第一个跳进他脑海里的名字，就是罗家伦的《新人生观》。马英九认为，《新人生观》一书说法活泼、语言形象化，对比强烈。书中提到的：“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侠是出于伟大的同情”，都让他感到共鸣。
最让马英九心有戚戚焉的是罗家伦的这段话：“一个现代的青年要有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和不可屈服的意志。”马英九自己的诠释是：文明人的头脑指的是格局和器宇、真诚与智能。历史的潮流急遽推移，身为一个跨世纪的青年，面临时代的风云际会，想要引领风骚，必须具备优美的品性，轩昂的器宇，加上真诚的心地、清纯的智虑，才是世纪青年的典范，才是真正的ｅ世代。
“野蛮人的身体”指的是体力和健康。马英九不喜欢有些人喊“苍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苍白是一种病态，失落是一种颓废，愿大家在身体上一起加入野蛮族。不可屈服的意志绝非时下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马英九非常佩服屈原，他为了不向昏君屈服，宁可一死以明志。心自强，志不迁，定心广志，如此何所惧。马英九认为这就是不可屈服意志的真谛。
经典古籍，是马英九的首选。除了《中庸》和《论语》，马英九也研读过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著作《挺经》，学习曾国藩以退为进、以弱为强的哲学。
长大后，马英九还会和两个女儿分享阅读经验。他和大女儿马唯中都喜欢看近年走红的美国法律小说家约翰。葛里辛（John Grisham）的作品。马英九说：“John Grisham是一位出身美国南方的律师，他对于拉丁事务相当熟悉，所以小说中所提到的背景多半是拉丁美洲。我们两个会对小说中的情节加以讨论，但是一讨论就发现，女儿竟然读得比我快，这一点倒教我既吃惊又开心。”
马英九的阅读范围，广泛而多元，连年轻小说家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和《61×57》，马英九也不陌生，本来这是二女儿马元中看的书，作老爸的马英九也不放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马英九阅读不同的书，每打开一本书，他就被带往一个知识发光的国度。
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忽视读书。尤其是当代青少年，这主要是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几十年来的考试教育模式，让学生们负担过重，难以应负；另一个原因是网络高度发展，青年学子们的兴趣，被这个快速膨胀的网络弄得无所适从，盲目追随，反而是将读书给忽略了。其实，一个人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正是青少年时期，此时读的书，一辈子都能记牢。
马英九高中上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高中。后来，马英九回忆说：“建中的老师都非常有料。学生来听老师讲课，不是为了准备联考。如果只是准备联考，建中的学生自己回家看书就够了。”因为他高中所读的建国高中，又是台北的另一所名校，能够考上这所学校的，全都是优中选优的优秀学生，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得到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就等于取得了联考的保险票。所以，建国高中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并不完全重视考试教育，反倒更注重素质培养。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高中时，马英九又遇到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名叫丁荣。这个丁荣老师，对于学生的作文非常重视，他教作文，和父亲马鹤凌那种教法完全不同，他十分专业，而且分得极其仔细，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各种文体，从他的口里讲出来，十分的清晰，丝毫不枯燥。有一次，他讲述论说文和说明文的异同，竟然写了满满一黑板。如果是那些水平不高的老师，如此满堂灌下来，学生早便厌烦了。可这个老师就是不同，学生们竟然听得入迷，记得仔细。
建中时代的老师，个个别具神采，让正在探索更大世界的少年小马哥，大开眼界。原本就喜欢写文章的小马哥，从丁荣老师这里，收获特别多。大学联考放榜时，丁老师看见小马哥的成绩单，虽然是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总是爱之深、责之切：“马英九，你考是考得不错，不过国文成绩还可以考得更好一点。马英九的作文基础原本就不错，又有这方面的爱好，加上遇到这么一位好老师，自然是受益匪浅，进步神速。日后，马英九进入政界，成为蒋经国的秘书，受蒋经国之命，起草过不少文案，正是这些文案，深受蒋经国的赏识，也为他日后的政坛生涯，提供了很好的铺垫。这一切，恰恰得益于他在中学时的作文训练。
还有那位四川籍的历史老师孙静山，大家都觉得他仙风道骨，羽扇纶巾，有三国周郎之风，谈论起古今人物，特别有味道，深得马英九和同学们的爱戴。许多人听孙老师上课，不是为了联考，而是去领受历史的洗礼。就是因为他，班上好几位同学第一志愿填历史系。
不同风格的老师，曾经在不同时期，形塑了马英九待人处事的基本观念。在马英九心里，老师的影响既深而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这些老师在成长路途上的教导和栽培。
马英九念大学时，喧腾一时的保钓事件，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哈佛攻读博士时，论文写的就与“钓鱼台事件”有关。当时，客座台大法律系的丘宏达教授，接受研究生协会的邀请，曾经针对保钓事件发表演讲，马英九一听就着迷。马英九虽然不是丘宏达的正式门生，但是他常常向丘教授请益。多年来，丘宏达教授一直是马英九非常景仰的师长。
“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马英九说，丘老师就是一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每次买书，一定买两套，一套放在办公室，一套放在家里，一有疑问，就可以随时查阅。因此每逢记者半夜打越洋电话来请教国际法方面的问题，丘老师总是能立刻确认资料，给一个最清楚、完整的响应。
最让小马哥感动的是丘老师的爱国精神。那分爱国心，并不是盲目的、过分感性的热血澎湃，而是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美国，丘老师是知名的学者，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不入美国籍。”马英九说，光是这点坚持，就让他觉得想掉眼泪。而且返国参加国建会，丘老师还会在名册上备注栏注明：“中华民国的后备军人”。马英九感动之余，还跟丘老师开玩笑说：“我们国军可能不需要您这种年纪的后备军人。”
马英九在纽约大学读硕士时，修了楼文菲（Andrew F。 Lowenfeld ）教授的航空法，他的上课方式和讲义内容，后来成为小马哥自己执教鞭时的参考对象，包括采取“Open Book ， take…home”的考试方式，七十二个小时内交卷，很刺激、灵活的出题，让马英九收获良多。
其间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航空法这门课很难，“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却搞不清楚什么意思，”马英九回忆：“那是我刚到美国念书选修的第一门课，我生平没上过那么难的课，几页书看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看不懂。”看不懂不行，课堂上有分组读书会，实力立刻分高下。小马哥卯起来啃书，那时还有美国同学笑他：“教授写那几页书都不要一个晚上，你读倒读了一个晚上。”马英九却不以为意。
后来楼文菲教授给了马英九一个＋B的成绩，是同组里表现最好的学生。赢家才有微笑的权利。下学期再修楼文菲教授的“国际经济法”，那个笑过他的同学反而过来要求和马英九同一组。
马英九本来想请楼文菲教授担任他的博士指导教授，因为后来转赴哈佛，最后是宋恩（Louis B。 Sohn ）教授担任他的指导人。波兰裔的宋恩教授堪称“现代海洋法之父”，对国际公法非常熟稔，是重要的法学权威。有这样大名鼎鼎的指导教授，马英九更是不敢大意，每写完两章论文，就请宋恩教授过目。结果稿子回给他时，满是密密麻麻的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改动。
马英九心里嘀咕：不过就是打字品质差一点嘛。但是宋恩教授严肃地提醒他：“马先生，如果你连小地方都不在意，人家就会觉得，你大的地方也做不好。”一句话，听得马英九当场汗流浃背。一个观念的扭转，从此养成了他严谨的做事态度。即使有一丝想偷懒的念头，宋恩教授的提醒，就会像暮鼓晨钟，在耳边响起。
从这些老师身上，马英九的体会是：要做学问，就是玩真的，完全不能打马虎眼。因此他自己到学校教书时，对学生的要求就非常严格，特别不容许剽窃、抄袭，毕竟，做学问就是要有做学问的样子。“麻辣鲜师”型的老师，马英九不排斥，但是他强调：“标新立异没问题，重点是要真正让学生学到东西。”
马家与蒋经国的渊源马英九一生在政坛取得的成就，与蒋经国分不开，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欧洲导报》总编张英先生称马英九是蒋经国的隔代传人。
蒋经国 1910 年 3月 18 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1925年 5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于是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于同年 10 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 1925 年 12 月加入共产党。
1927年秋，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 1931 年 2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1933年 1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 10 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1934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
1936年月，蒋经国曾在《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1937 年 3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1938年 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 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
1939年 3月，蒋经国被派往江西赣州，先后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发布“禁烟、禁赌、禁娼”令，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12月其母被日机炸死，蒋经国泣书“以血洗血”，并勒石立碑。次年 1月任赣县县长，颁布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纲要》，推行新政。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