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同年 1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再次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978年 12 月 16 日，中国政府就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的对台政策：“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做出贡献。”这段答记者问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开场合没有使用传统的“解放台湾”的提法，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即将作出重大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纠正“左”的政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来面对历史，客观评价与国民党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全国人大于 1979 年新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以结束两岸持续 30 年的军事对抗；两岸通航、通邮和发展两岸贸易的“三通”思想；对台湾当局的惟一要求是去掉“中华民国”的旗子等。
1 月 13 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井廉议长时，详细地解释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并再三表示：“为了完成台湾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大业，我们愿意同台湾有关方面，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进行商谈，愿意同台湾展开各方面的来往，结束目前这种隔绝状态。”
1981年 9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由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的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他真挚地表示：“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发表后，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表示欢迎，要求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共的和平举动予以积极响应，结束两岸军事严重对抗状态，走向统一。许多台湾同胞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台湾各方面的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台湾媒体和民众表示，国民党对谈判不必“深闭固拒”，国共和谈不失为国家统一之手段，“不妨一试”。
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国民党当局也悄悄更改了对大陆的方针。1981年 3月 29 日至 4月 5日，国民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蒋经国主持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强调“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惟有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远保持安定与进步”；并要求国民党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等为最高指导原则。
这次大会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复兴建国”的大陆政策，并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将其大陆政策调整为以“实现三民主义”的和平方式“统一中国”。蒋经国并多次宣称“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的主要凭藉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光复大陆并非要靠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统一“将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法来达成”。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平统一台湾思想的逐渐成熟，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被代之而起的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台湾的务实政策所代替。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中共和平统一方针政策和岛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也开始调整其大陆政策，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从而使两岸关系结束了 30 年军事对抗的局面，进入了和平对峙时期。
为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 1981 年 10 月 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它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982年 7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廖承志的这封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 10 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蒋经国去世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本土化，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第三点是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第四点是震撼性地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而且他背后还派人与大陆中共方面秘密交往、试探和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1981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沉诚赴大陆一行，暗中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由此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想急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 80 年代后期，愈发强烈。
1986年至 1987 年，沉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如果他不是负有特别重大的秘密使命，他不可能会受到两岸最高层领导人如此重视。台湾许汉（许承宗）出版的《总统的秘密特使》一书，更向公众披露了有关情况。许汉（许承宗）出生于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时报总编辑，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文胆。其在台北党政高层关系甚广，故握有不少政坛内幕。
此该书透露，蒋经国生前已经把两岸谈判列进了头等大事。 1987 年 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沉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沉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和重要意义。
3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沉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沉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
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3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沉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1987年 4月 4日，蒋经国约见沉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中共中央致蒋经国的密函在促进两岸关系互动方面产生了催化作用，蒋经国于 7月 14 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很大程度的“开放”。
9 月，沉诚赴台北探视蒋经国。蒋经国对沉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当时在岛内，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已有所表现。自蒋介石所带领的国民党政权来台后，台湾在“动员戡乱体制”下，开始了“威权政体”的政治机制。此一体制除了限制台湾地区人民的人身、言论、讲学、出版、通讯和集会结社等自由外，在宪政方面采行了宪法与临时条款并行的双轨制，这样的设计无疑是为了赋予总统更大的权限。
当时一般人民的政治参与管道并不畅通，因为政府当局赋予在大陆选出、迁来台湾定居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长久行使职权的权力，阻碍了台湾民众参政的机会，故引发政权合法性的争议。大体而言，动员戡乱体制是在一个“大陆沦陷、政府迁台，中央政府在坚持”法统“与”反共复国“的使命感”的特殊环境下的产物，虽然其与民主政治原则有许多扞格之处，但也确实维持了台湾长久的政治、社会安定，并缔造了台湾高度的经济成长，为日后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根基。
在这阶段的早期，台湾政治反对运动多半以“孤星式的抗争”为主，期间最被重视者应属“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该党的创立和《自由中国》杂志密切相关。该杂志创刊于民国 38 年 11 月。内容主要是由一批自大陆来台、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出于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理想的坚持，撰写文章批评时弊。而后来在雷震等人的主导下，该杂志的成员与台湾本土的菁英份子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后来改名为“选举改进座谈会”），积极进行筹组政党的事宜。
然而在组党浪潮已朝最高点迈进的时刻，警备总部乃以涉嫌“匪谍”、“叛乱”的名义，逮捕了雷震等人。同时，《自由中国》也以言论违法予以查禁。该杂志自创刊到 1960 年 9月停刊为止，在长达十年九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从其党报的拒登广告、其特务机关的干扰印刷厂承印，到其党、政、军各单位的通令禁阅、禁售，打击和迫害越来越严厉和猛烈，他们的精神在台湾一般人的心目中，足以作为追求民主宪政知识分子的典型。
1977年 11 月 19 日，台湾地区举行县市长选举，在桃园县是由国民党提名的欧宪瑜与遭到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许信良对决，选举竞争异常激烈。结果在开票当天，因为受到选举作弊谣言的影响，中坜市民众包围投票所并焚烧中坜市警局，爆发了“中坜事件”。
该事件爆发后，反对力量开始成长。戒严令虽然仍然有效，言论自由的尺度却大为开放，当时的政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百无禁忌，多以批评政府和执政党为主，这些杂志成为反对势力攻击国民党和在选举中从事文宣的主要利器；集会、游行虽然在当时仍为法令所禁止，但是只要事先报备、申请，大都能得到允许与容忍；新的政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党外”（指政治上与国民党持不同意见的人士）的政治团体已实质上地存在了。
此阶段的政治和选举竞争，其实并非存在于国民党和青年党及民社党间，而是存在于国民党和由台湾本土政治人物组成的“党外”势力间（由于不能成立新政党，所以这些本土政治人物乃以“党外”名称来区别自己是属于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党外人士在 1979 年 6月 1日成立“台湾党外民意代表联合办事处”，6 月 2日又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联谊会”，8 月 24 日，党外人士又创办了一个共同代言人——“美丽岛杂志”，这本杂志被推崇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杂志”。
“美丽岛杂志”的六十位成立委员当中，纳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