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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人民饿肚子上街游行与人民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蒋经国的第三任英文秘书马鹤凌一直期望儿子能够从仕途发展，早在马英九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父子俩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那时，马英九已经取得哈佛的“入场券”，讨论这一问题，自然显得言之过早。后来，马英九和周美青结婚，两人都生活在美国，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受周美青影响，马英九会放弃返回台湾，而在美国安家。所以，又力劝儿子毕业后回来工作。当时的马英九，并没有明确表态，似乎是两可之间。
而与之关系较好的朋友私下说，当时的马英九，其实并没有回台湾的打算，甚至有一种说法，马英九之所以在哈佛呆了 5年之久，就是不想毕业后受父亲的压力返回台湾。所以，他趁着读博士期间，通过自己的导师推荐同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法学研究员。
马英九真不想回台湾还是只是一种姿态？我们现在很难弄清楚。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分析一下，马英九不想回台湾，倒也不是不可信。很明显一点，台湾岛内，矛盾重重，族群对立，一天比一天严峻，而当时台湾还在持续着长达几十年的戒严，实行着“戡乱时期”特殊的“法律”，这一切，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台湾的政治空间和外交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未来的发展形势极不明朗。在这种背景下，遇到有去华尔街工作的机会，他便欣然前往。
可是，来自父亲的压力有增无减。父亲之所以一再要求他回台湾工作，原因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台湾媒体报道说，那是因为马鹤凌对儿子寄予极大的期望，始终希望他在政坛有一番作为。这虽然不能说不是原因，但估计不能算主要原因。马鹤凌老先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他只有马英九这样一个儿子，因此，希望儿子呆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的思想，可能更重一些。虽然来自父亲的压力始终没有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增大，但真正促成马英九返回台湾的，确实是政治因素。
因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活动十分猖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台湾的外交空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台湾便希望借助在海外的学人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在美国筹组“国建会”。此时的马英九，已经成为海外学子中的佼佼者，台湾自然不会忘了他，他被延揽出席“政治外交”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上，马英九作了一个发言，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主动出击”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在台湾岛内，是很难提出来的。毕竟，两岸关系对于国民党来说太敏感，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人们就算是能够想到这一点，也不敢说出来，更多的人，因为惯性思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马英九不同，他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又为了编写《波士顿通讯》花过不少工夫，对两岸关系，也有一定研究，所以才会提出这种“主动出击”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台湾方面有所松动，虽然没有完全用上马英九“主动出击”的建议，却也有所考虑。
正是这个谈话，让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官员大感兴趣，返回台湾后，立即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觉得此人是个人才，立即指示要征召他回台工作。
在介绍马英九和蒋经国关系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谈到蒋经国第一次注意到马英九是什么时候，马英九本人虽然也曾撰文介绍自己和蒋经国的关系，同样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有说马英九参加军训时向蒋经国献词引起注意的，有说马英九考取中山奖学金受到蒋经国接见时引起注意的，还有说马英九编写《波士顿通讯》引起蒋经国注意的。所有的介绍中，只有一则介绍非常肯定，说是 1978 年6 月，《中央日报》转载了《波士顿通讯》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载了三天。蒋经国非常仔细地读完了三天的连载，对这篇文章极为欣赏，当时便打电话给“秘书室主任”周应龙，希望他向《中央日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
周应龙打了几个电话，立即弄清这篇文章的作者马英九是马鹤凌的儿子。提起马鹤凌，蒋经国自然知道。听说马鹤凌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蒋经国自然高兴，当即指示周应龙，要调马英九来身边工作。可周应龙告诉他，马英九此时还在哈佛读博士，并没有毕业。蒋经国听说后，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但这个名字，显然是记下了。
三年后，前往美国参加“国建会”活动的台湾官员回来向蒋经国汇报，提到了马英九所提出的“主动出击”的建议，蒋经国觉得很有见地，便问起马英九的情况，知道马英九在华尔街工作。当时，周应龙既是“秘书室主任”，又兼任蒋经国的秘书之职。可是，他在这一职务上已经多年，蒋经国已经决定将他调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不适合再兼任秘书，因此想到了马英九。
1972年，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之后，选中的英文秘书是大才子钱复。在台湾，钱复、连战、陈履安以及沉君山，有台湾四大公子之称，其父钱思亮，是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等。钱复自小聪明过人，青年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才子，1952年考上台大政治系。1959年，为了考验自己，他只带着 20 美元去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结果仅用 3年时间就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归来，不久他便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当时，宋美龄奉命对他进行口试，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的回答十分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就是这个马马虎虎，等于得到了通行证。
后来，蒋介石要推出儿子蒋经国，又将钱复介绍给儿子。蒋经国便任命他为“新闻局长”同时兼任自己的英文秘书。所以，钱复是蒋经国的第一任英文秘书。不过，钱复毕竟是国民党新生代中的显赫人物，公务繁忙，而且，当时最令蒋经国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外交”，他有意想让钱复去“外交部”担任要职，自然不可能再兼顾这个“英文秘书”的工作，蒋经国因此希望他再物色一个预备人选。于是，钱复物色到了宋楚瑜。
宋楚瑜以政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服完兵役后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读书并且结婚。夫妻俩在美国打拼了 8年，小有成就。钱复和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关系不错，和宋楚瑜也有相当的交情，蒋经国要他推荐英文秘书，他便推荐了宋楚瑜。
蒋经国英文秘书这一职位，是一个很低的职位，为了提高这一职位的影响，此人后来都会兼任其它职务。宋楚瑜刚刚回来时，大概还属试用期，所以只是担任英文秘书一职，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蒋经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才委任他当了“新闻局副局长”。此时，钱复已经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将宋楚瑜安排去“新闻局”显然是为了让他当局长。
1978年 12 月的一天，即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台湾“断交”的前一天，美驻台代表安克治致电宋楚瑜，请他安排次日与蒋经国见面。宋楚瑜意识到事关重大，根本没有考虑当天蒋经国的安排，当即和安克治一起直奔士林官邸，将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蒋经国对于宋楚瑜的应变能力极为赞赏，一个月后便正式任命他为“新闻局长”。
宋楚瑜其人，极善于搞人事关系，亲情牌打得很好，一段时间之后，竟然让蒋经国觉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儿子，他也公开对蒋经国说，他的父亲死得太早了，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他视蒋经国为亲生父亲，他要把对父亲所有的爱给予蒋经国。他不仅这样说，同时也这样做，对于蒋经国家的一切，搞得十分清楚，连蒋方良爱吃什么他都知道，果真像儿子牵挂母亲一样无微不至，有过之而不及。
有些事，一般人肯定做不出来，但宋楚瑜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比如刻意模仿蒋经国的某些动作。蒋经国下去视察，人家送饭给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宋楚瑜有样学形，连冷饭都吃。蒋经国上车，一边钻进去会一边向人招手致意，宋楚瑜学得极其传神。所有这一切，自然获得蒋经国极大的好感，将他列为新生代的重点培养对象。或许正因为他在国民党内势头太劲，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党外人士，对他是恨之入骨。尤其是作为“新闻局长”， 1979 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及不久之后的林义雄灭门血案等，均由宋楚瑜担任政府发言人，他在台上巧言令色为“政府”辩护给台湾民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民进党将他描绘成“美丽岛事件”的罪魁祸首种下了祸因。
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之后，蒋经国“英文秘书”一职，一时无人接替，只好由他仍然兼着。可实际上，他很少有时间来履行这一职务，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周应龙身上。而周应龙只是“兼职”又要高升，给蒋经国找一个新的“英文秘书”，便成了迫切任务。
蒋经国心目中有了人选，只是不清楚马英九是否愿意，所以，周应龙便找到自己的岳父梁孝煌，请他出山去做马鹤凌的工作。此时的马鹤凌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担任职务，和梁孝煌的交情不错。马鹤凌又一心想让儿子从政，自然是满心欢喜，只是这件事，他说了还不能完全算数，需要问一问儿子的意见。
如果仅仅只是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马英九是否会考虑一番，我们不清楚。可蒋经国几年前就已经认定马英九是个人才，又从他的履历中看到他一贯是优秀学生，同时是蒋经国人才库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给予马英九的职务，并不仅仅只是英文秘书，而是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没有缺陷的年轻人马英九办事很沉稳。如果是别人，能当上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早已兴高采烈的打道回府回到台湾了，而马英九却没有这样。尽管他心里已经决定接受这一职务，仍然觉得不够稳，所以，他在决定返回台湾之前，又向台北的几所大学寄出了求职信，希望能够在某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或者研究职位。结果，在他返台前夕，接到了政治大学的录用通知，聘请他担任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前面说过，他的几任女朋友和他的妻子周美青都是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而现在他又被这所大学录用为副教授，可见他和政治大学的缘分实在不浅。
如此一来，马英九在 1981 年 8月回到台湾时，便有了三重身份：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台湾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一个月前，台湾大学校园内，刚刚发生一起离奇案件，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暴死在居所楼下，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台湾学界一片沸腾，几乎是人人自危，在此情况下，马英九返回，许多学界人士都觉得不解。放着美国“自由社会”的高薪职位和优雅生活不要，偏偏要往台湾这个狭小封闭并且动荡不安的小岛里钻，这不是发傻吗？但马英九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在美国怎么干也有种“流浪汉”的感受，回到台湾定居是迟早的事，何况他学的是政治和法律，只有在台湾才真正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陈文成系美籍华人，在美国卡内基大学任教，同时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1年 7月，陈文成返回台北探亲，却被“警备总部保安处”约见，理由是他在美国和“台独”分子有联系。7 月 2日凌晨，人们发现他死在台湾大学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全身伤痕累累，显然经过刑讯或拷打。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