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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马英九的经历和他所学到的东西开始在他的头脑中起作用了。他发现，很多知识渊博的人，演讲的时候下面的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甚至呼噜声一片，这就是不知道如何用精彩的方式，来表达精彩的内容。这使他感到了拥有一付好口才的重要性。事实也是这样，是人才者不一定有口才，有口才者必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的人才。人才是宝，口才是金，拥有口才就是拥有实力。荀子在《大略篇》中说的一段话他记得最清楚：“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敬其宝，重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口才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它是靠刻苦训练得来的。古今中外历史上一切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演讲家、雄辩家。他们无一不是靠刻苦训练而获得成功的。美国前总统林肯为了练口才，徒步 30 英里，到一个法院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论辩，如何做手势，他一边倾听，一边模仿。他听到那些云游八方的福音传教士挥舞手臂、声震长空的布道，回来后也学他们的样子。他曾对着树、树桩、成行的玉米练习口才。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少年时曾患有口吃病，但他不被困难所吓倒。为了克服口吃，练就口才，他常常朗诵、慢读课文，为了准确发音，他对着镜子纠正嘴和舌根的部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不仅有超群的数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辩才”。他从小就注意培养自己的口才，学习普通话，他还背了唐诗四五百首，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舌”。
这些名人和伟人无疑为马英九训练口才树立了榜样，他想要练就一副过硬的口才，就必须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刻苦训练。练口才不仅要刻苦，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加速人口才的形成。当然，根据每个人的学识、环境、年龄等等的不同，练口才的方法也会有所差异，但只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加上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那么就会在通向“口才家”的大道上迅速成长起来。
马英九对演讲产生浓厚兴趣，既和保钓运动有关，也和对未来计划的定位有关，同时也与他目前在学生会所担任的职务有关。既然已经明确了要从政的目标，何况他这个学生会的领袖人物本来就有许多演讲的机会，自然得掌握好演讲的方法和技巧，要不然如何上台去感染和号召其他同学呢？
马英九爱上演讲，还与他幸运的遇上了著名的丘宏达教授有极大关联。保钓运动期间，学校研究生协会邀请客座教授丘宏达发表有关钓鱼岛主权的演讲。丘宏达教授是台大法律系毕业，是著名作家李敖的同班同学。丘宏达的这次演讲，虽然由研究生协会组织，但因为涉及钓鱼岛问题，正是马英九所感兴趣的，他又是学生领袖，所以跑去听这次演讲，结果，他被丘教授的演讲魅力迷住了，从此爱上了演讲。马英九曾经说：“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其实，马英九和丘宏达教授并没有师生之谊，但是，多年来，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只要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马英九都习惯向丘宏达教授请教。甚至是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都延续了丘宏达教授有关钓鱼岛的那篇文章，写的是《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此后，他回到台湾，在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教书时，又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于 1986 年1 月以中文写成《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由此可见丘宏达教授对马英九的影响，也可知马英九对于钓鱼岛的重视。
为了练好演讲，马英九除了参加所有的演讲活动，更主要是买了一些介绍演讲的书回来拜读，从那些书中介绍所知，演讲除了声音方面的技巧之外，还要注意形体语言，也就是说，当你站在演讲台上时，身体的站姿，手上的动作，眼睛的眨动，所有一切肢体动作，都可能影响演讲的质量。有时候他也模仿名人的演讲，不但模仿声音，连语调、语气、语速，肢体语言、目光语言等等都模仿，直到惟妙惟肖令人称奇。
马英九还背诵了大量的课文，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有的是因为老师要求必须背诵，而不得不背，以完成老师交给的学习任务；也有的是为了记忆下某个名诗、名句，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素养。这种训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培养记忆能力，二是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记忆是练口才必不可少的一种素质。没有好的记忆力，要想培养出口才是不可能的。只有大脑中充分地积累了知识，才可能张口即出，滔滔不绝。如果大脑中是一片空白，那么再伶牙俐齿，也无济无事。记忆与口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后天的锻炼对它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背”正是对这种能力的培养。“诵”是对表达能力的一种训练。
马英九常常找来一些自己喜欢的演讲辞或散文等，进行分析、理解，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激发自己的感情。对所选的演讲辞、散文、诗歌等进行一些艺术处理，比如找出重音、划分停顿等，进一步领会作品的格调、节奏，准确把握作品，然后在背熟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大声朗诵，并随时注意发声的正确与否，做到口齿伶俐，语音准确，吐字清晰，而且要带有一定的感情。
有时候，为了正音他也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对门有个白粉墙，白粉墙上画凤凰。先画一只黄凤凰，后画一只红凤凰。红凤凰看黄凤凰，黄凰看红凤凰。红凤凰，黄凤凰，两只都像活凤凰。”“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说四十是十四，就罚谁四十，谁说十四是四十，就罚谁十四。”“有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一只蛤蟆；有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要拿蛤蟆换哑巴腰里别着喇叭，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肯拿喇嘛手里提着的蛤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扔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一蛤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也回敬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一喇叭。”“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短扁担比长扁担短。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长扁担加短扁担就是一条半扁担。”这些绕口令有些他现在都还能背出来。马英九说，经常读、背“绕口令”，在口才训练中既有趣，又有效，对纠正发音、锻炼舌肌十分有益，可以使人口齿清楚、发音准确、快速流畅、连成一气。
练就口才的一个要诀就是，放慢你说话的速度。因为话一说快，常常就不经大脑，脱口而出，容易失言。另一方面，话说得太快，对方根本来不及听清楚，这就失去了语言沟通的目的。因此，马英九在说话时，要求自己说得慢，但是说得完整，说得清楚。有些辅助工具是很有效果的。马英九会利用录音机，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重复再听，好检视说话的速度。
马英九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安了一面大镜子。只要有时间，他就站在镜子前，自己既是演讲者，又是听众，同时还是评委，是指导老师。他在镜子面前练习演讲，看看自己的视觉接触效果，看看有没有让听众分心的不良举动，看看音量、音高、说话速度、停顿和嗓音变化方面的情况，找出演讲过程中的毛病，看看自己的演讲在听众面前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同学见了，便损他，说马英九，你虽然确实长得帅，但也不应该臭美到这种程度吧。照镜子倒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照这么大的镜子？男人喜欢照镜子的，我们见过，真没见你这样的。
马英九大叫冤枉。他照镜子，并不是希望保持外貌的阳光或者孤芳自赏，而是为了练演讲。
只要有时间，他就站在镜子前，自己既是演讲者，又是听众，同时还是评委，是指导老师。日后，马英九成了政治明星，成了大众情人，与当年他对着镜子苦练演讲，大概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直到现在，马英九还会特意对着镜子说话，不是要看自己长得帅不帅，而是要正视自己说话的神态。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说话时的样子，你可能脸会歪一边，或是脸颊肌肉会抽动。马英九表示，面对镜子说话，可以纠正一些不自觉的毛病和问题。马英九在政大教学生做英文辩论，常常使用这一招，效果很不错。
同窗眼中的马英九香港亚太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潘汉唐先生，是马英九大学以及硕士研究生时代的校友。他是在 1968 年夏天，到成功岭 8个星期，接受新兵集训时认识马英九的。谈起与马英九同学的那一段经历，潘汉唐先生说：“那时觉得他表现很好，在毕业礼授枪仪式上，被选为学生兵代表，向蒋经国敬礼。我们在 1968 年入台大，他读法律系，我读商学系。1974年服完兵役后到 NYU（纽约大学）留学，他到法律学院，我读 MBA（工商管理硕士），我毕业后到华尔街工作，他则到哈佛念博士。我们是老同学了，也认识马英九家人，到现在也有跟马英九联络。记得他在 1981 年回台，1982年做蒋经国英文翻译时，我们也到过总统府探望他。他的妈妈脾气温和，马英九这方面较像妈妈，他们的字体也相像呢。他妈妈写柳体，马英九的字体也像柳体的。”
他说，当年马英九是学生代表联合会（代联会，即学生会）的秘书长，会长是胡定吾，马英九的职位是胡定吾邀请和委任的。他曾跟马英九在辩论队合作，他俩与赵少康一起，作为台大辩论队代表，参加全台湾大专辩论赛。那时他就觉得马英九口才不错，风度蛮好，他们一队赢了，马英九个人也得到辩论奖项。不过，那年代学生很少和老师接触，看不到马英九和老师有什么特别深的交往。
读大学时，同学为了预备考试当律师或法官，大家也很少来往，马英九和潘汉唐先生打算到外国读书，算是少数，因此也较熟稔。他说：“马英九也有温和的一面，我跟他读高中时，我较反叛，偷偷读共产主义的书，我相信马英九是知道的，好象也传阅过，不见得敢赞成我，但他肯定没告发我。我也没见过他跟同学吵架，即便是在被我们这些反叛学生”围剿“的时候。后来他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因为捍卫国民党意识形态，还成为‘反共爱国联盟’的干将，有不少人怀疑他是‘职业学生’（为国民党特务系统服务的学生），我不认为是这样。以我跟他交往的经验，他对自己人格的期许，还不至于做这样的事情。”
潘汉唐先生甚至认为，虽然当年自由主义在校园兴起，但马英九却不是思想型的人，也没受自由主义和李敖的思想影响，即使后来到了美国，也没有受外面的思潮影响。反而马英九在哈佛念博士时，编写给留学生看的国民党通讯，名为《波士顿通讯》，还试过为此与左派笔战。
潘汉唐先生感觉马英九自期甚高，应属国民党体制内的“青年才俊”。他说，当时的学运以及思潮“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主要是反思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故马英九很难正面受其影响。但毕竟身历其境，间接的潜移默化不可能没有。虽然他跟马英九不同系，但因为共同参与学校活动，有一定了解。马英九那时的名气很大，知名度很高，已经崭露头角，想做大事的人，不想行差踏错，对钱和女人的事情，很慎重很小心。即使是公事出差，拿回来的交通罚单，也由自己付钱。他一直是这样，不要公家好处。他不会因私人关系而照顾，基本上用人也秉公办理，跟同学保持距离。
潘汉唐先生认为，马英九非常注意个人操守，行事谨慎，一路走来，始终如一。2005年他积极主动参选党主席，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使命，国民党年底才有希望整合成功， 2008 年才有希望竞选“总统”，在特定的时空，他可能是最适合的人选。他现在 55 岁，如果能当“总统”，那时便 58岁，他所受的训练，不比同龄的美国政客官员差。他进入官场时，职位一开始就很高，他的履历也很完整，自然他的思想会较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