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周_恩来- 第6部分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寻求和西方社会改善关系的愿望，他和法英领导人频频接触会谈，为中国和西欧国家建交奠定基础，同时又劝说越南方面达成停火协议，消除了中国在南面和美国军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又争取了一些亚非国家成为中国的朋友。可以说到文革开始前，周恩来不仅打破了美国为首制造的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经济贸易上制裁遏制中国的局面，为中国和许多国家建交奠定了基础，同时使中国在世界上初步具有影响力作出贡献。比如中国和日本的正常关系的逐渐恢复，便是周恩来一直在努力的成果。他在建国后会见最多的是日本客人，并与上至政治家和经济家，下至普通运动员和演员建立了个人友谊，赢得了许多日本友人的敬佩。民间外交最初看来不会立竿见影，后来却在中日经济贸易交流和中日建交中起了重要作用。打个比喻来讲，周恩来的外交手法象中药，不求立刻见效，讲究的是固本强身的长期效果。
　　由于美国在东南两面对中国虎视，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又多了个北面的威胁，加上印度在西面捣乱，60年代的中国不得不对一些小国作出领土让步，换取和平睦邻关系。网上许多人把这称之为周恩来共产党卖国的罪证大加谴责。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俄罗斯国内还有人骂叶利钦卖国，在中苏边境划分上对中国让步过多。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地指责当事人的卖国或者让步，却很难为周恩来在当时的国际关系这个大环境中为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提出更好的选择方案来。应该注意的是周为之让步的国家几乎都不是强国如尼泊尔，越南，缅甸等。据说周恩来在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期间，曾经送给越南一个小岛来转运援越抗美物质。中印边境战争后，周甚至于让印度人打绿旗来领收俘虏和武器，使人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天朝仁义之师”感化番邦的故事。让步的得失当然可以各抒已见，周受中国儒家中庸之道影响太深，以仁义而不是实力来争取朋友在今天看来太迂腐，但说周是卖国是否太有失公道了。
　　　　
《真假周恩来》一书还指责周恩来在1964年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因一件小事发生，为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不惜放弃和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的机会。其实事件真相并不完全如此。
　　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是中共提出的，并希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出代表团。周恩来和越南的胡志明是同机到达莫斯科的，在飞机上周还盼望柯西金能来机场迎接，可见周恩来是抱着重修旧好的愿望赴苏联的。但是由于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酒后放言，对周恩来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围又有许多西方记者，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我听不懂”，随即转身拂袖而去。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据说第二天西方新闻界便出现了中苏两党已经达成协议，周恩来出任中共主席的传闻。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谈判代表都不会接受对方要求推翻本国最高领导人的言论，周在和苏联方面会谈中当然接受了苏方的道歉，也没有就此事纠缠不清。导致中苏不能重修旧好的不是这个小风波而是苏联方面坚持要召开赫鲁晓夫在位时提出的意在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大会，强调苏联政策与赫鲁晓夫时代完全一致没有改变，中方才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对这事详细描述的另一说法可见最近的《人物》杂志。）1964年中苏重修旧好的会谈失败后，国家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自1970年两国总理会谈后，边境紧张局势才得以缓解。
　　　　
自1949年至60年代末期，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功绩便是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外交上孤立中国，经济贸易上封锁中国的局面。但是1970年以后周恩来的外交重点却转到了和美国及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和扩大交流上来了，《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文章也透露林彪曾说周恩来和美国搞关系是要倒霉的。许多外国人都把乒乓球外交归于周恩来的得意之作，周恩来却谦虚地说是毛泽东的杰作。但周恩来却成功地利用中国和西方的各方面交流扩大，为纠正毛泽东文革的错误，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了改革开放的种子，也可以说开始重新实现周恩来在建国初期设想的中国建设方案。
　　　　
首先，不再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大敌人美国必须发展关系，自然抽掉了党内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必须遵守国际一般准则。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周命令消除了北京市内一些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恢复一些老店铺的名号，在宾馆取下了毛主席语录换上中国字画。以外交需要为由，悄悄地修正了文革的部分错误。
　　　　
其次，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势必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看到中国的落后不足。1973年中国第一次从日本，美国，西德等西方国家引进了大批先进设备和技术。周恩来批评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强调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周恩来在接见美国来的客人和华裔科学家时，从中国通费正清那里认真听取了台湾经济贸易发展的方法设想引进外资，接受了杨振宁提出的中国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力图发展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恢复大学和科学院的功能，又在和李政道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问题。当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客气地说家乡和过去相比变化很大时，周恩来坦率地承认，只不过是人口增加了不少。可见周恩来对中国现状是相当心中有数的。
　　　　再次，周恩来在人民开始看到世界后，不失时机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把人民的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转到了国家经济建设上，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方向。

（3）选择邓小平为接班人，阻止了江青等的夺权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英明伟大的神话破产，同时也赋予周恩来有了自延安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和负责党政军全面具体工作的权力。头脑冷静的周恩来开始利用这个机会纠正毛所发动的文革的错误，恢复经济生产的正常秩序，大批解放老干部。1972年毛在参加陈毅追悼大会时，提到了邓小平，周恩来便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消息传播出去。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的暗示，写了永不翻案的检讨，周又让王震把邓的检讨交给毛。但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对邓检讨写下200余字批示给周恩来后，邓的复出还是困难重重。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中略），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中略）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其实毛泽东在昨晚未必提到过邓小平的问题，周是在借题发挥，也可以说是在假传圣旨。随后周又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让邓复出的决定，并建议通报全国及党外群众。
　　　　
周恩来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为邓小平接自己的班费尽心机，在国内外为邓大造舆论，甚至于为此和江青斗法，象让邓小平去联合国演讲便是一例。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上一篇文章指责死去的周恩来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倒是一针见血，确实是事实。
　　　　
邓颖超在周死后12年后，深情地说：“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周恩来不是那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人，其实一心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他早为让邓小平接班和阻止江青等的夺权留下锦囊妙计，埋下伏笔。
　　　　
众所周知周恩来自从入医院后，全是依靠叶剑英和各方人马联络，为避嫌疑，他和邓小平在表面上并不关系密切。周恩来曾经告诫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式，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叶剑英虽然在周死后一度被强迫病休，由陈锡联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叶仍牢牢掌握住军队，终于在毛泽东死后，会同华国锋和汪东兴，又得党内元老陈云下不为例的口头同意，将四人帮逮捕。叶想抓四人帮的想法在1976年9月9日毛病逝前就和人秘密商量过，是否就在周的病床前谈过呢，大陆很多报道都提到过周病危时叶和他有一次两人秘密谈话，但形容周只听不讲。　
毛还活着的时候，有军人向叶提出抓江青的建议，叶表示投鼠忌器。毛泽东临终前又把叶叫回到病床边，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只是拉住叶的手，是否有预感呢。毛告诉江青我死后你怎么办，不就是预感那些军人不会放过江青的吗？叶抓江青后，自然也不会吐露计划从构思到实行的详细内幕，可能这是个永远也不再会有人知道的谜。因为如果说周恩来生前知道并默许这个构思，那么无疑会破坏周的形像，使周处在在毛生前就要搞政变的不利地位。看过三国志的人大概会记得刘备要诸葛亮取代阿斗的建议和诸葛亮当时的慌张的神态，也会记得诸葛亮死后魏延造反被杀的故事。周恩来不敢取代毛的位子，背历史和道德上的黑锅，所以决不会在毛在世的时候发动政变清君侧，把江青等抓起来。但他为中国和人民利益考虑，对毛死后中国的前景不会没有自己的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