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 第1部分

稻草人手记


三毛

　　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　
　　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称自己叫黄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　
　　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地回国来，生儿育女。　
　　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八十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的说着洋话，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　
　　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　
　　我因为自以为会说了几句外国话，所以一心要离开温暖的家，去看看外面那批黄毛碧眼青牙血嘴的鬼子们是怎么个德性。　
　　我吵着要出去，父母力劝无用，终日忧伤得很。　
　　“你是要镀金？要留洋？还是老实说，要出去玩？”　
　　我答：“要去游学四海，半玩半读，如何？”　
　　父母听我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来，更是伤心，知道此儿一旦飞出国门，一定丢人现眼，叫外国人笑话。　
　　“这样没有用的草包，去了岂不是给人吃掉了。”他们整日就反反复复地在讲这句话，机票钱总也不爽快地发下来。　
　　外祖父看见我去意坚定，行李也打好了，就叫父母说：“你们也不要那么担心，她那种硬骨头，谁也不会爱去啃她，放她去走一趟啦！”　
　　总司令下了命令，我就被父母不情不愿地放行了。　
　　在闷热的机场，父亲母亲抹着眼泪，拉住我一再地叮咛：“从此是在外的人啦，不再是孩子罗！在外待人处世，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　
　　万一跟人有了争执，一定要这么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呕气，要有宽大的心胸……”我静静的听完了父母的吩咐，用力地点点头，以示决心，然后我提起手提袋就迈步往飞机走去。　
　　上了扶梯，这才想起来，父母的帐算得不对，吃亏怎么会是便宜？退一步如果落下深渊，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　
　　我急着往回跑，想去看台下问明白父母才好上路，不想后面闪出一个空中少爷，双手捉住我往机舱里拖，同时喊着：“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快快上机去也，不可再回头了。”　
　　我挣扎着说：“不是不是，是弄明白一句话就走，放我下机啊！”　
　　这人不由分说，将我牢牢绑在安全带上。机门徐徐关上，飞机慢慢地滑过跑道。　
　　我对着窗户，向看台大叫：“爸爸，妈妈，再说得真切一点，才好出去做人啊！怎么是好……”飞机慢慢升空，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我叹一口气，靠在椅子上，大势已去，而道理未明，今后只有看自己的了。　
　　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　
　　这个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所以我看她们是洋鬼子；她们看我，也是一种鬼子，群鬼对阵，倒也十分新鲜。　
　　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那么多人同住的经验。　
　　在家时，因为我是危险疯狂的人物，所以父亲总是将我放在传染病隔离病房，免得带坏了姐姐和弟弟们。　
　　这一次，看见我的铺位上还有人睡，实在不情愿。但是我记着父母临别的吩咐，又为着快快学会语文的缘故，就很高兴地开始交朋友。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我显得谦卑、有礼、温和而甜蜜。　
　　第一两个月的家信，我细细地报告给父母听异国的情形。　
　　我写着：“我慢慢地会说话了，也上学去了。这里的洋鬼子都是和气的，没有住着厉鬼。我没有忘记大人的吩咐，处处退让，她们也没有欺负我，我人胖了。……”起初的两个月，整个宿舍的同学都对我好极了。她们又爱讲话，下了课回来，总有人教我说话，上课去了，当然跟不上，也有男同学自动来借笔记给我抄。　
　　这样半年下来，我的原形没有毕露，我的坏脾气一次也没有发过。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黄帝子孙的美名啊！　
　　四个人住的房间，每天清晨起床了就要马上铺好床，打开窗户，扫地，换花瓶里的水，擦桌子，整理乱丢着的衣服。等九点钟院长上楼来看时，这个房间一定得明窗净几才能通过检查，这内务的整理，是四个人一起做的。　
　　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我们总是抢着做事情。　
　　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　
　　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掉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她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她们自己的床了。　
　　我有一天在早饭桌上对这几个同房说：“你们自己的床我不再铺了，打扫每人轮流一天。”　
　　她们笑咪咪地满口答应了。但是第二天，床是铺了，内务仍然不弄。　
　　我内心十分气不过，但是看见一个房间那么乱，我有空了总不声不响地收拾了。我总不忘记父母叮嘱的话，凡事要忍让。　
　　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　
　　我有许多美丽的衣服，搬进宿舍时的确轰动过一大阵子，我的院长还特别分配了我一个大衣柜挂衣服。　
　　起初，我的衣服只有我一个人穿，我的鞋子也是自己踏在步子下面走。等到跟这三十六个女孩子混熟了之后，我的衣柜就成了时装店，每天有不同的女同学来借衣服，我沉着气给她们乱挑，一句抗议的话也不说。　
　　开始，这个时装店是每日交易，有借有还，还算守规矩。渐渐地，她们看我这鬼子那么好说话，就自己动手拿了。每天吃饭时，可以有五、六个女孩子同时穿着我的衣服谈笑自若，大家都亲热地叫着我宝贝、太阳、美人……等等奇怪的称呼。　
　　说起三毛来，总是赞不绝口，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但是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沉落起来。　
　　我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男朋友，平日下课了总在宿舍里念书，看上去不象其他女同学那么忙碌。　
　　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　
　　——三毛，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　
　　——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替我开门。　
　　——三毛，我的宝贝，快下楼替我去烫一下那条红裤子，我回来换了马上又要出去，拜托你！　
　　——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　
　　放下这种支使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　
　　刚上楼，同住的宝贝又在埋怨——三毛，今天院长骂人了，你怎么没扫地。　
　　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宿舍里选学生代表，大家都选上我，所谓宿舍代表，就是事务股长，什么杂事都是我做。　
　　我一再地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　
　　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　
　　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　
　　我，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完全丧失了自信。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在一群欺善怕恶的洋鬼子里，是行不太通的啊！我那时年纪小，不知如何改变，只一味退让着。　
　　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酒喝。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那夜在想，就算我是个真英雄林冲，也要被她们逼上粱山了。　
　　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她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　
　　“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那一个又在大吼。　
　　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她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　
　　“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她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　
　　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　
　　“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　
　　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　
　　“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象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世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地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拚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向我正面冲过来女孩子的胸部。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我终于被一群人牢牢地捉住了，我开始吐捉我的人的口水，一面破口大骂——婊子！婊子！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　
　　女孩子们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她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　
　　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　
　　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　
　　“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　
　　“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　
　　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它响一千两百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　
　　这个宿舍，我尽的义务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