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天堂虽然格局伟大,比起中国的地狱来,却显得苍白无光,线条欠明确,因为天堂不像地狱,与人群毕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即使中国人不拿天堂当回事,他们能够随时的爱相信就相信。他们的理想力委实强韧得可惊。举个例子,无线电里两个绍兴戏的恋人正在千叮万嘱说再会,一递一声含泪叫着“贤妹啊!”“梁兄啊!报告人趁调弦子的时候插了进来——”安南路慈厚北里十三号三楼王公馆毒特灵一瓶——马上送到!“而戏剧气氛绝对没有被打破。
因为中国人对于反高潮不甚敏感,中国人的宗教经得起随便多少亵渎。“玉皇大帝”是太太的代名词——尤其指一个泼悍的太太。虔诚与顽笑之间,界线不甚分明。诸神中有王母,她在中国神话中最初出现的时候是奇丑的,但是后来被装点成了一个华美的老夫人;还有麻姑,八仙之一,这两个都是寿筵上的好点缀,可并不是信仰的对象。然而中国人并不反对她们和观音大士平起平坐。像外国人就不能想象圣诞老人与上帝有来往。
最低限制的得救
中国人的“灵魂得救”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世俗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根本不需要“得救”,做事只要不出情理之外,就不会铸下不得超生的大错。
有些人见到现实生活的苦难,希望能够创造较合意的环境,大都采用佛教的方式,沉默,孤独,不动。受这影响的中国人可以约略分成二派。较安静的信徒——告老的官、老太太、寡妇、不得夫心的妻子——将他们自己关闭在小屋里,抄写他们并不想懂的经文。与世隔绝,没有机会作恶,这样就造成了消极性的善,来生可以修到较好的环境,多享一点世俗的快乐。完全与世隔绝,常常办不到,只得大大地让步。譬如说吃素,那不但减去了杀生的罪过,而且如果推行到不吃烟火食的极端,还有积极的价值;长年专吃水果,总有一天浑身生白毛,化为仙猿,跳跃而去。然而中国持斋的人这样地留恋着肉,他们发明了“素鸡”、“素火腿”,更好的发明是吃“花素”的制度,吃素只限初一、十五或是菩萨的生辰之类。虔诚的中国人出世入世,一只脚跨出跨进,认为地下的书记官一定会忠实地记录下来每一寸每一分的退休。
救世工作体育化
至于好动的年轻人,他们暂时出世一下,求得智识与权力,再回来的时候便可以锄暴安良,改造社会。他们接连静坐数小时,胸中一念不生。在黎明与半夜他们作深呼吸运动,吸入日月精华,帮助超人的“浩然之气”的发展。对于中国人,体操总带有一点微妙的道义精神,与“养气”、“练气”有关。拳师的技巧与隐士内心的和平是相得益彰的。
这样一路打拳打入天国,是中国冒险小说的中心思想——中国也有与西方的童子军故事相等地位的小说,读者除了学生,学徒之外还有许多的成年人。书中的侠客,替天行道之前先到山中学习拳术、刀法、战略。要改善人生先得与人生隔绝,这观念,即是在不看武侠小说的人群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不必要的天堂
仅将现实加以改良,有人觉得不够,还要更上一层。大多数人宁可成仙,不愿成神,因为神的官衔往往是大功德的酬报,得到既麻烦,此后成为天国的官员,又有许多职责。一个清廉的县长死后自动地就成神,如果人民为他造一座庙。特别贞洁的女人大都有她们自己的庙,至于她们能不能继续享受地方上的供养爱护,那要看她们对于田稻收获,天气,以及私人的祷告是否负责。
发源自道教的仙人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愉快,应有尽有。仙人的正途出身需要半世纪以上的印度式的苦修,但是没有印度隐士对于肉体的凌辱。走偏锋的可以炼丹,或是仗着上头的援引——仙人化装做游方僧道来选中有慧根的人,三言两语点醒了他,两人一同失踪。五十年后一个老相识也许在他乡外县遇见他,胡子还是一样的黑。
有人名列仙班,完全由于好运气。研究神学有相当修养的狐精,会把它的呼吸凝成一只光亮的球,每逢月夜,将它掷入空中,练习吐纳。人如果乘机抓到这球,即刻吞了它,这狐狸的终身事业就完了。兽类求长生,先得经过人的阶段,须要走比人长的路,因此每每半路上被拦劫,失去辛苦得来的道行。
生活有绝对保障的仙人以冲淡的享乐,如下棋、饮酒、旅行来消磨时间。他们生存在另一个平面的时间里,仙家一日等于世上千年。这似乎没有多大好处——不过比我们神经麻木些罢了。
神仙没有性生活与家庭之乐,于是人们又创造了两栖动物的“地仙”——地仙除了长生不老之外,与普通的地主无异。人迹不到的山谷、岛屿中有地仙的住宅,与回教的乐园一般地充满了黑眼睛的侍女,可是不那么大众化。偶尔与人群接触一下,更觉得地位优越的愉快。像那故事里的人,被地仙招了女婿,乘了游艇在洞庭湖上碰见了个老朋友,请他上船吃酒,送了他许多珠宝,朋友下船之后,女子乐队打起鼓来,白雾陡起,游艇就此不见了。
仙人无牵不挂享受他的财富,虽然是快乐的,在这不负责的生活里他没有机会行使他的待人接物的技术,而这技术,操练起来无论怎样痛苦,到底是中国人的特长,不甘心放弃的。因此中国人对于仙境的态度很游移,一半要,一半又憎恶。
中国人的天堂其实是多余的。于大多数人,地狱是够好的了。只要他们品行不太坏,他们可以预期一连串无限的,大致相同的人生,在这里头他们实践前缘,无心中又种下未来的缘分、结冤、解冤——因与果密密编织起来如同蔑席,看看头晕。中国人特别爱悦人生的这一面——一喜欢就不放手,他们脾气向来如此。电影《万世流芳》编成了京戏;《秋海棠》的小说编成话剧、绍兴戏、滑稽戏、弹词、申曲,同一批观众忠心地去看了又看。中国乐曲,题目不论是《平沙落雁》还是《汉宫秋》,永远把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咀嚼回味,没有高潮,没有完——完了之后又开始,这次用另一个曲牌名。
中国人的“坏”
十七世纪罗马派到中国来的神父吃惊地观察到天朝道德水准之高,没有宗教而有如此普及的道德纪律,他们再也想不通。然而初恋样的金闪闪的憧憬终于褪色;大队跟进来的洋商接触到的中国人似乎全都是鬼鬼崇崇、毫无骨气的骗子。
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像初见面时看上去那么好呢?中国人笑嘻嘻说:“这孩子真坏”,是夸奖他的聪明,“忠厚乃无用之别名”。可同时中国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机灵,锋芒太露是危险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装傻。一般人往往特别重视他们所缺乏的——听说《旧约》时代的犹太民族宗教感的早熟,就是因为他们天性好淫。像中国人是天生地贪小,爱占便宜,因而有“戒之在得”的反应,反倒奖励痴呆了。
中国人并非假道学,他们认真相信性善论,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这样武断的分类,旋之于德育,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意你讲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的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摹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努力的结果,中国人到底发展成为较西方人有道德的民族了。中国人是最糟的公民,但是从这一方面去判断中国人是不公平的——他们始终没有过多少政治生活的经验。在家庭里,在朋友之间,他们永远是非常的关切,克已。最小的一件事,也须要经过道德上的考虑。很少人活得到有任性的权利的高年。
因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深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很难辩认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本性。夏天施送痧药水的捐款,没有人敢吞没,然而石菩萨的头,一个个给砍下来拿去卖给外国人,却不算一回事。对于无智识的群众,抽象的道德观念竟比具体的偶像崇拜有力,是颇为特殊的现象。
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但是好奇心重的愚民不由地要向宇宙的秘密里窥探窥探。本土的,舶来的传说的碎片被系统化、人情化之后,孔教的制裁就伸展到中国人的幻想最辽阔的边疆。这宗教虽然不成体统,全亏它给了孔教一点颜色与体质。中国的超自然的世界是荒芜苍白的,对照之下,更显出了人生的丰富与自足。
外教在中国
天主教的上帝,圣母,耶稣,中国人很容易懂得他们的血统关系与统治权,而圣母更有一种辽远的艳异,比本地的神多点吸引力。但是由于她的黄头发,究竟有些隔膜,虽然有圣诞卡片试着为她穿上中国古装,黄头发上罩了披风,还是不行。并且在这三位之下还有许多小圣。各有各的难记的名字、历史背景、特点与事迹。用一群神来代替另一群,还是用虚无或是单独的一个神来代替,比较容易。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虽然组织精严,仍然敌不过基督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天罚的执行有时候是刁恶的骗局。譬如像那七个女婿中的一个,梦见七个人被红绳拴在一起,疑心是凶兆,从此见了他的连襟就躲开。恶作剧的亲戚偏逼着你们在一间房里吃酒,把门锁了。屋子失火,七个女婿一齐烧死。原来这梦是神特地遣来引诱他的。
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师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着,穿着二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祷告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兴趣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年青的革命者仇视着固有的宗教,倒不反对基督教,因为跟着它来的是医院、化学实验室。
《人海慈航》影片里有一夫一妻,丈夫在交易所里浪掷钱财精力,而妻子做医生为人群服务,空下来还陪着小孩喜孜孜在地窖里从事化学试验。《人海慈航》是唯一的一出中国电影,这样不断地贤德下去,贤德到二十分钟以上。普通电影里的善只是匆匆一瞥,当作黑暗面的对照。
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所以也难怪现代的中国人描写善的时候如此感到困难。小说戏剧做到男女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样鞭笞责骂,也不得不完。
因为生活本身不够好的,现在我们要在生活之外另有个生活的目标。去年《新闻报》上就有个前进的基督徒这样可怜地说了:就算是利用基督教为工具,问他们借一个目标来也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不可忽视的弱点。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或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程序)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中国人仅仅上溯到第五代,五代之上的先人在祭祖的筵席上就没有他们的份。因为中国人对于亲疏的细致区别,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大关心到生命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了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人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世界开始的时候,黄帝统治着与我们一般无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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