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
那时的亚洲司在四楼的东侧，司长是刘春。刘司长曾是军人，听说来部前是少
将军衔。他是个非常认真、敬业的领导，我觉得他特严肃。来亚洲司前刘春曾是驻
老挝的大使。
刘春简单向我介绍了亚洲司及我要去的四处，又介绍我见了几位副司长，于是
就带我到了四处，由唐叶文处长把我最终接收了。
亚洲司四处在最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主管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两
个大国以及尼泊尔、阿富汗、不丹、锡金和斯里兰卡各国。处长唐叶文是印度问题
及中印边界方面的专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叶文大概是我惟一的属于外交部“老
人”中的朋友。她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在外交部这样一个偌大的名利场中，她
是极为少有的不计个人名利升迁的好人。
小唐热情接待了我，使我从踏进这座楼以后第一次感到有一丝轻松。她介绍了
四处的工作，告诉我今后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组里，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带领我熟
悉业务。
尺子剪刀加浆糊
我终于在楼上楼下不断会见众多的陌生面孔之后在唐处长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那
张大办公桌前坐下了，这小小的一平方米将是我在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间里的个
人角落。我的对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马的老同志，他会说普什图语。我的斜对
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时四十开外，也属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视
眼，镜片至少1000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并说今后要请他帮助。他客客气气地答应
着，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有我这个外来者进入他的领域。我请问他我的工作
任务是什么。邵先生似乎早有准备，从抽屉里拿出了三件东西———一把很长的尺
子、一把很长的剪刀以及一瓶当时文具店里惟一能买到的装在一个极为粗糙的小玻
璃瓶里的浆糊。邵先生说：“你把这三件东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们干活。”我莫
名其妙！我来参加外交工作，为何要这些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个慢性子，他
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你每天的任务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参考资料’（当时的
内部国际新闻资料，由新华社编发），凡有关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就把它
们剪下来，交给我作为调研资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闻所用。尺子是让你先划好道，
可以裁得整齐。裁下来后用浆糊贴在废纸上，钉起来再交给我。”我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语学院助教讲师交叉级的骨干教师，并且是王佐良教
授领导的英美文学教研室成员，我也已参与开设英语系英美文学讲座课，主讲英国
19世纪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如今，毛泽东主席调我到外交部，
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
第二十章
校园情怀挥不去
初入外交部的沮丧还不仅如此。离开了我熟悉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外交部这个
官衙门人情淡薄，彼此都在设防，对一个新来的人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我很不
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各扫自家门前雪的人际关系，也不习惯严格的上下
级区分。
我总是怀念我的校园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得自在、随意，也充满了人情。我
们都有自己的好友，兴趣相投，谈人生，谈文学，海阔天空，系里的领导也都像亲
近的朋友。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闲暇时，三五成群，骑上自行车直奔香山。为了
追求年轻时代的新奇刺激，我们不买门票，在周围老乡的指点下，从一个偏僻的山
坡爬到很高处，钻进一段公园围墙倒塌的缺口，那里已近“鬼见愁”，再千辛万苦
地踏着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门，并为这冒险欣喜万分，一路高唱“我们走
在大路上……”骑车回学校。如今，一天八小时我被锁定在这张办公桌前剪报、贴
报、抄电报，我实在是烦透了，我在寻找机会重返校园！
使我备感难堪的还有我对外交规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这电报怎么分了那么多
类别：绝密，机密，什么级别的人能看什么密级都有严格规定，而我是最低一档，
只能看我主管国家的普通电报，千万不可拿错了别人主管的、或别的密级的夹子。
邵先生关照我，每天早晨在司办公室看完电报要记住哪些是要办的事。
受了一场保密教育
在我所能看的密档中，一般都是些两国交往中的琐碎小事。记得我开始工作后
不久，一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去看电报。当时中、巴关系很好，要办的事也
较多，我因为很多事不熟悉，担心自己记不住，所以想做一点摘记带回处里办。当
时的司长是间大房间，进门靠窗是两位秘书，靠门是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放着各
处的收报夹，全司干部除了正、副司长都来此看电报。每个人都自觉地拿自己主管
的那个夹子。我刚提笔做摘记，就听到窗口那位姓路的司办秘书叫道：
“四处那个新来的，过来一下！”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过去问他什么事。我们之间就有了以下这段对话：路秘
书：“你是四处新来的，姓张是吗？”我：“我姓章，文章的章。”路：“你刚才
在干什么？”我：“看我主管的电报。”路：“你带个本子干什么？”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小邵说要我记下要办的事。我怕记不全，做点摘记啊！”
路很认真地盯住我看了几秒钟问：“你看过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吗？”
我莫名其妙地答：“当然看过。”路：“你这几天最好再去看一遍。”我有点
不高兴，问：“为什么？”
路秘书这时才转到正题，开始训话：“受教育啊！你知道李玉和、李铁梅一家
是为什么献出生命的？就是为了保卫地下党的一本密电码本。你倒好！把密码电文
往自己的本子上抄！丢了怎么办？如果被敌人拿去，你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
我直直地站在路秘书的桌子前，那份难堪难以形容，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被
叫到老师办公室去挨训，可是我是一个年近40的大学老师，这外交部怎么一点情面
都不讲！我从眼角的余光中斜视当时围在大桌边看电报的各处同事，看到他们忍俊
不住都在窃窃暗笑，朝我们这边看。那一整天，我的心情坏透了，觉得外交部真不
是我呆的地方。
现在回想，这事是真够逗乐的！其实，路秘书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后来相处
得也很好。他长我几岁，我那时就像别人喝茶用带盖的茶杯，而我却用五彩塑料套
的果酱瓶那样，大概带着一股校园气息，显得比那些老练成熟的外交官们要年轻、
幼稚，所以老路很长时间叫我“小章”，直到我“升了官”。他大概是司里惟一这
样叫我的人，足见他对我的友好。他是机要秘书出身，当时他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而
已。只是我这个校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许比较清高吧，所以难以接受中央机密单位
的这些规矩。
第二十一章
百无聊赖混日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重复着，我百无聊赖，朋友们都远在湖北沙洋的外院
干校。那里除了军宣队办公室，没有电话。想一吐心中的郁闷只能靠写信。学业荒
废多年；到了外交部又整日看“参考资料”，剪报、贴报、起草电报，烦闷使我无
心看书。
当时四处已有一位资深的英语翻译，所以翻译的任务也轮不到我。有一次，有
一个巴基斯坦代表团访华，人手不够，临时派我去陪同参观地下铁路。这个团的主
翻是冀朝铸。但像这类参观一般由低一级的翻译担任。当时北京地铁刚刚建成，尚
未正式运行。车站的负责人介绍说这车站有电梯和乘客用的滚梯。我将近五年没有
讲过英语，也没有看过英语，一时竟心慌意乱，翻不出来。我急匆匆求救于冀朝铸，
问他：“小冀，这电梯和滚梯英语怎么说？”小冀大笑，他开玩笑说：“啊呀，你
这教授怎么连电梯是什么都忘了！电梯是elevator，滚梯是escalator。”他像对自
己妹妹那样拍拍我的肩说：“下次别忘了！”小冀是个特好的人，他总以善心待人。
这件小事我相信他转身就忘记了。但如果不是小冀，那恐怕外交部的翻译室和亚洲
司都会知道外语学院来的高材生、骨干教师、“业务尖子”竟连电梯和滚梯的英语
是什么都不知道！
中美外交翻开崭新一页
然而，就在我无所事事地在亚洲司混日子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却正经历着一个
世界外交史上永远留下光辉足迹的时代。一件震撼世界、改变世界的事情在这年的
七月发生了—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从而导致中美关系
崭新的一页，也从此改变了世界的大国格局。
1971年7 月，外交部的绝大多数干部仍在朝八暮五地上、下班，但是敏感的一
些人都注意到了当时已渐露头角且形影不离的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部内“失踪”
多日。由于她们的特殊身份，有人猜测“上面发生了什么大事”。7 月16日清晨，
中、美双方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在外交部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中午
在食堂，我见到了“失踪”多日的两位小姐。她们神情亢奋、喜形于色，一直被人
包围。从新闻公布之时，大家都猜到她们与这次重大外交活动有关。也是从这时开
始，两位小姐牢牢地掌握着中、美关系的实际领导权，因为她们代表毛泽东传达他
的一切指示；自然这也奠定了她们在外交部里的特权地位。
正如人们已熟知的，基辛格的那次秘密访华是中、美双方极为成功也极具戏剧
性的一次划时代的外交事件，其牵线者恰恰是我所主管的巴基斯坦当时的总统叶海
亚。
基辛格于1971年7 月8 日以访问巴基斯坦为由到了伊斯兰堡，表面上是与巴方
进行会谈。随即美巴双方宣布基辛格由于不适应炎热的气候，肠胃不适，巴方请他
到巴基斯坦北部凉爽宜人的莫里山区去休养数日。众多记者也随同去了莫里山。基
辛格到达避暑地后果然闭门不出，养起病来。此时，一架苏制伊尔18中国民航专机
却已悄然飞抵莫里机场。基辛格一行六人静悄悄地登上了这架飞机，直飞北京。访
华消息公布后，所有随基辛格去莫里的西方记者把丢失这条新闻视为最大的终身憾
事。
基辛格离开北京飞返巴基斯坦那天早晨，中美双方宣布了这次成功访问，同时
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政府邀请将于次年五月前访华。为准备尼克松访华，基
辛格将于十月来华作第一次正式公开访问。
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是毛泽东主席这位巨人以他的远见和勇气在他晚年为改
变世界的政治格局，使中国彻底摆脱孤立、隔离，从此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到世界政
治中去的惊人之笔。70年代中国外交势如破竹的胜利记载着这位伟人的不朽功勋。
在外交部内，每个人都受到极大鼓舞。那些日子，部长们似乎比往日和蔼可亲，同
事之间似乎更为密切，因为大家都以自己是一名外交战士而自豪。我也不例外。
第二十二章
假如人生可以“假如”
我想大凡走过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时总难免会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假
如”。有时与当年外语学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们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
士生导师。于是我常常会感叹：“我如果不离开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导’了吧！
那该多清高，多潇洒啊！”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你当然会是‘博导’，不过就成
不了名人了！教书匠嘛，一生平平淡淡。”我想虽然我们是终生好友，但他们大概
视我早已是名利场中人，耐不住寂寞，我只能报之一笑。
前几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亲当年没有把我带去见毛泽东，或者
毛泽东即使见了我也没有叫我去帮他学英文；假如1970年毛泽东没有调我去外交部
；甚至“假如我与乔冠华没有相恋”。任何一个“假如”都会给我带来截然不同的
人生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为人注意地
呆在亚洲司，从冷板凳科员按惯例慢慢地升到副处长、处长，再出国当几任一秘、
参赞，表现好还可当一任大使，然后回国退休养老，这虽然是个最糟糕的“假如”，
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这个“假如”当然也是最不现实的，因为我在亚洲司默无声
息地只呆了半年，情况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