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层的斗争中去，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冠华和我打进了十
八层地狱。
我在外语学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后时也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年
大学生活的头三年是中国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
科学进军”，知识受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同时受到尊重。我记得那时给高级知识分
子发一个证，可以优先上公共汽车。饭店里特殊桌子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
当时，科学与文化一片欣欣向荣。
就在那几年宽松的气氛中，我们得以读了很多书。我喜欢文艺作品，因此读得
最多的是小说。英国19世纪末的作品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时代，
我在上海的电台中听了广播剧《水仙花》，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可是感动得泪流满
面。到了大学才读了它的原著《简·爱》。我的一生感情无形中受到这本书的很大
影响。那种对爱情的坚韧和自我牺牲，似乎一生都在影响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
冠华饭后从家里的饭厅出来，我拉着他的手。那时冠华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但不知
为何他突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讨饭。”我
的眼前立即出现了罗切斯特双眼失明，穷困潦倒后，简·爱回到他身边，终身陪伴
他的情景。我说：“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丢了官，我跟你回家种地，你眼睛瞎了，
我拉着你。”说这话时虽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们处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都
觉得不轻松。不幸的是，后来这些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冠华丢了官，又身患绝
症，我们经济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实现了自己对爱的承诺。我们
无数次地批判资产阶级文学对我们的毒害，而我内心深处却常常觉得在那些被划入
资产阶级的文学中有着许多人类共有的崇高美德……
追忆飘去的岁月
我自幼就爱幻想。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体验过家庭的亲情与温馨，所以我把一
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把自
己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书屋。因为没有那么多钱买书，于是就
每天下午坐在书店的取书阶梯上不花钱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说，有巴金的、曹禺
的，也有无名氏的。这些书看多了就更丰富了我的幻想。于是，当母亲沉湎于麻将
桌上，没有人过问我的时候，我就爱爬着狭小的楼梯，钻上三楼的平面屋顶，靠坐
在一面墙旁，或者看小说，或者就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任凭自己的感觉倘佯在想
象的自由天地间。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鸟群，无忧无虑地飞翔在广阔天地间；我
也幻想有朝一日，摆脱这沉闷的家庭，去创造自己的幸福。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
的演员，因为那时候我着迷般喜爱话剧艺术；也许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许是
个钢琴家，因为我是那样地渴望能学习钢琴。我也幻想过我会得到世上最最纯洁美
好的爱情。
第十一章
戏剧性的人生
后来，我随家庭到了北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的环境。但是我还是好幻想，
不过想的是去朝鲜打仗，即使是牺牲在沙场上，也是壮丽的人生；我激动地念诵过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也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前，我又幻想报考清华水利系，做一个新
一代的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将来是新中国的梁思成……
我惟独没有幻想过的是我会搞外交，也没有幻想过我会嫁给一个叱咤风云的外
交部长，自己也成了一个“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遭厄运，我会被
卷入政治的漩涡，险些葬身在别人玩弄的政治游戏之中。我也没有想到过婚姻会破
裂，没有想到过刻骨铭心的爱最终变成了生离死别，在我仅仅四十八岁时就留下了
我孑然一身，四处飘零。
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过的美好的愿望几乎一件都没
有实现，而我没有想过的事却都发生了，并且构成了我悲剧性的人生。
教毛主席学英文
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70寿辰那天，我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主席的家宴。这
次见到主席，导致我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这是我始所未料的。
主席同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
中先生是父亲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怀中先生介绍，父亲在1919年就认识了
毛主席。主席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自己的亲属之外，只邀请了四位湖
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亲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主席事前关照每位
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大女儿，王季范先生带他孙女王海容，
父亲带我去了。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主席还问了我
们几个儿孙辈的情况。我告诉主席我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主席很感兴趣，问
了我的年龄后打趣地对我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我：“你来教
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我随父亲去过一些毛主席出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
绍我同毛主席握过手。但这一次我竟在只有十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
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
教主席。”主席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这段对话我当时以为毛主席是那天晚上高兴了说说而已的。没想到，一周之后，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主席在寿宴那天
同我说妥的，要我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关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
里。于是从1963年末始，我每个周末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点英语消遣。
到了1964年春节前夕，有一次在学完英语陪主席一起晚餐时，毛主席对我说春
节过后，他要巡视南方。他邀请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换当教师，我教他英语，
他教我历史。毛主席要我去买一套《史记》，一路上由他来指导我读。
我非常兴奋！能有毛主席教我读历史，这是何等的幸运！回家告诉父亲，他也
很高兴。我立即去书店买了《史记》，等待着春节后主席通知我动身。
没想到，大约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书来了个电话，说主席决定取消南行计划
了。我好失望！我那时天真地以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过这一阵，我还有
机会陪同他出巡的。我哪里知道，后来给全中国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
幽灵，此时已悄悄地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中了。
第十二章
“四清”开始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
我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后来，学校也要下去“四清”
了，我问毛主席我要不要参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继续去帮他学英语，我就向学校请
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
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
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
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
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
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
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
吓人，似乎农村干部“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
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四清”回来，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
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
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
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
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
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
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
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
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
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五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
的“五·一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
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
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
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
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
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二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
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
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
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我看到过成
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
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
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
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
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
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
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
第十三章
给主席上书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和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
是多么的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
造反有理”。
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
我的刺激很大，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
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
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
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
力行为。
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
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
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
他们当作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
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
起来？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