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
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
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就
这样，毛主席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外院的教改还未完成，中央来调令，要我立
即到外交部报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
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
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三十
六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
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心里只觉得空空的，好像回头看，走过的路已无踪
迹，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这大半生常常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所困扰，
总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云雾般飘过天际，剩下在我眼前的总是一片空茫！一切
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真正使我难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无尽止的孤独！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
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
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
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第三十五章
爱的萌芽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正像后来冠华说的那样，70年代不知怎么，
凡是逢单的年头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
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
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
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
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
洲的主要英语翻译。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
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
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
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
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
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
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
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
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
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
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
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
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
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
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
同志把客人找来。
两颗心共鸣于音乐中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
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
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
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
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我们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
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
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冠华只是
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
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
“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
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
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
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
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
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
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
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
给我的……
第三十六章
理智与情感
此后不多天，大约是十一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
代表团点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我接到通知后去找冠华，我多希望能
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我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
我问他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
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
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我订了11月8 日的机
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
道已积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们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
气恶劣，代表团决定我们下午四点就出发。
三点多钟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团长要厨房做了面条，为我们送行，要我们到十
层会议室去，他陪我们吃面。我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冠华满
面愁容，非常担心我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我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
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没料到冠华
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我们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今天不走了！不
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我很紧张，马上说我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
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
异常焦躁。他送我们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我们的同志说万一有雷，
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要我回到北京送给仲曦东
同志。
汽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
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九点来钟，机场人员找
到我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我们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我们意见说
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我直觉地感到冠华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
着一份对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我说请报告
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
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很久以后，别人告诉我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华为何如
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我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
晚上九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叫我们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
巨型波音“747 ”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
地飞越大西洋时，我的同伴们折腾一天已疲乏至极，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着了。我
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
重重。
第一次拜访
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
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
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
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十一月中下旬。
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
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位子的
波音747 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
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
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
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
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
在信封里送请秘书转交给他。
第三十七章
愿意嫁给我吗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
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
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
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loveyou．
Willyoumarry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
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
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
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
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分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
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分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
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
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
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
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
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
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
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人言可畏举棋不定
我在信中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
更多地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
说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
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我从少年时
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学著作中。在我喜欢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马
的《茶花女》。人们大都熟悉的是改编成歌剧的《茶花女》，而我却是读过好几遍
原著的英译本，有许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剧中都被简化了。
这个作品使我震动的是玛格丽特为了爱情所付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自我牺牲。
她在接受亚芒的爱从而得到幸福但却牺牲亚芒的社会成就，与放弃亚芒的爱让他因
误会而恨她从而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