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通过。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代表团与美国
政府的磋商经常不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而是在中国代表团领导和基辛格之间，因为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他成为尼克松政府负责与中国进行最敏感问题谈判
的使者。
在这场印巴战争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是极相近的，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
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
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
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
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
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
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
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
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
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
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
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
得十分委屈。
第三十二章
被“撤职”的女翻译
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
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
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
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
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
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 ，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
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
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
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
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
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
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还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
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
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
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
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
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
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
了1972年的8 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
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领导陪他去
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
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旧事重提
中午，我和老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华
喝了很多茅台，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谈话中不记得是谁
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
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
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
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
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
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
大队’是保你们的，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
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
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
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 月7 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
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
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
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我和部长争执，都对我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
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厌恶他，我有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我不
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
第三十三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
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
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
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住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
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
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
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
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亚特产的各种鲜果。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
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
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
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
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
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
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我被他那脸上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
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
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
我快到门口时他又叫我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
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
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
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送你一朵盛开的花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
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
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
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
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 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
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
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
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
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
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
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
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
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
得是9 月29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
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
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
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
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第三十四章
毛主席批评我没出息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
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
椅子上，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
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
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
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
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
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
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
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
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
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
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
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
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
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财政来源。1945年在重庆，父亲又直言劝主席早回延安，不可
轻信蒋介石的和平诺言。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仍与父亲保持密切
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而且是个人之间真挚的友
情。1963年，主席七十寿辰，父亲带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
帮他学英语，从此戏称我为他的“章老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
给主席写信说我不理解这个运动，他给我赠言，要我“经风雨，见世面”。1970年
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
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
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
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