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终于他成功了。
当第一次帮我套上两只用不锈钢及铝制成的义脚时，我很激动！我就要和常人一样站起来了。
义肢将好后，徐大夫叫我：“站起来！”我依他的吩咐站了起来。重心不稳，哗啦一声，像棵树般地倒下去了，他的助手走过来，伸手要把我扶起，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用自己的力量慢慢地，机械地，攀着椅子站起来。
我企图向前走时，就像初学溜冰的人，更像踩高跷的人，摇摇摆摆，跌跌撞撞。徐大夫请人拿了一根拐杖给我，然而它也“靠不住”。一滑，便使我跌倒了。
摔了又再爬起来！我终于告别了爬的岁月，甩掉手中的拐杖。
装上义肢，我突然高了一尺多，虽然右脚尖会触着阔裤管，但是一切尚称良好，不注意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在义肢装妥前，我已考进中兴大学法律系。有一天突然有个同学问道：“记得有个跪着走路的同学，开学后，为什么没有见过他呢？”我说：“我就是他呀！”
我发现了阳光
装上义肢后，往日的自卑、畏缩、统统消失了。我活跃，我好动。只要有人约我，我一定奉陪。
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班上举行一次舞会。舞会开始了，班长第一个请我跳，我告诉她，我的脚尚未跳，心就开始跳了。她抓我一把：“怕什么？都是自己人。”
音乐开始了，我拉着她的手，屁股一摇，要部拼命地扭，两人撞做一团，她的脚被我的铁脚蹂躏得体完肤。然而她陪我笑着，并无厌烦表情。
那夜，几乎每个同学都来邀请我跳舞。只要她们一邀请，不管是三步的，四步的，扭扭的，滚滚的，我都跳下去。
吴继钊是我系里的同学，我们是在一个夏季里认识的，我那时是三年级生。我们经常在系研究室里看书。有一天，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红着脸走过来说：“邓同学，请教一下好吗？”我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我恐怕在室内讨论会吵到其他同学，因此我们走到校园的树下坐下。
问题解释完了，她跟着说：“早在两年前，我便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了。”
她希望我能把我一生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听完后流着眼泪说：“在我的心目中，你并没有缺陷，有缺陷的应该是我。”她解释说：“因为我虽有健全的身体，却没有去发挥它们的功能。”
有一天，我告诉她：“我不但家贫，而且脚又不好，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被我连累，所以你最好……”
“你以为和你在一起的人，是为了你家的钱？”她顿了一下说，“而且外表的缺陷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好好的独立自强，将来成功了，别人只记着你，不会想到你的缺陷。”
我当时很感动。望着她，我发现了灯塔，发现了阳光。
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密，我们一起研读，一同吃饭时，她替我端汤、盛饭，一起郊游。平路我用脚踏车载她。遇到斜坡她就跳下来帮我推车。并且将代课所得的钱，悉数资助我。为了使我英文进步，她鼓励我去补习，为了使我文章进步，她极力鼓励我投稿。雨天，她会撑伞来带我回家。
继钊的祖父，是江西望族，除了江西外，四川还有田地、商店，当地人都称他为“财神爷”。民国三十七年八月，赤祸蔓延至重庆，他们不得不背着弱女跟着国边辗转逃难。
到台湾后尚未来得及把行李拆开，便被小偷得一干二净，只剩下身上所穿的衣物。为了生活，他们只好去做仆人、下女的工作。
正当我们沉醉在爱里时，她的父亲知道了，立刻来了一封限时信，要继钊迅速离开我，免得将来大家不愉快。
就在期终考试的前几天，继钊失踪了。
毕业虽带给我欣喜，但也带给我苦闷。我没有找到工作。坐在校门旁边的石阶上，望着校园内那些穿学士服的同学。正在那儿拍照留念。我是孤独的。
我不顾一切后果乘着南下的火车，到广东继钊的家。原来她是经不起种种打击而逃回家的。她一再哭诉父母：“唯有和他在一起，才有生存的勇气。”可是父母强调：“嫁给一个残脚的人，一定会受到数不尽的折磨和揶揄。”她利用种种方法来说服他们，并举出我许多往事证明“他和常人一样”。我更一再向他们保证“一定要使继钊过着比别人美满而愉快的生活。”
终于他们心软了。含泪抱着继钊痛哭一场。最后答允我们的婚事，但有一个条件，要聘金十万。
聘金十万，对我来说是个致命伤。但我有勇气接受这个“挑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注）。
稍后由于北高戴校长的推荐，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口湖国民中学任教。
我们结婚的那一天，继钊的亲戚分别由广东、台南赶来。我们洞房就设在嘉义永兴旅社，宴席设在嘉宾阁。这次婚礼的费用，可以说全由我的胖叔叔邓偕的支助。
傍晚，我们坐进豪华的“新娘车”。在乐队的吹奏下，我们驶过最热闹的市区，然后才到嘉宾阁。我们步向结婚礼堂。早就来到的电视记者们不断地向我们拍照，照得我们眼花撩乱。两旁亲友们的掌声、炮竹声、奏乐声，几乎震破屋瓦。
我看到老母亲杂在人群中，立刻趋向前面，叫了一声妈，她含着泪，粗糙的手摸了一下我的面颊说：“妈妈实在太高兴了。”
走近台前，聆听证婚人——戴博文校长的祝辞。今天参加的人，都是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人。其中有李守孔老师夫妇，还有 徐锦章夫妇，以及其他老师和同学。
（注）邓丰喜从银行借了四万无，跟同学朋友借了二万，余数则由邓偕的补上。
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新娘流泪了。但这不是悲伤而是兴奋。新娘拭干我的泪水时，我幸福地微笑了。
不久之后，我回到故乡任教。故乡虽然给我打击无数，但它是可爱的，它是温暖的，这里有强烈的风沙，有炎热的太阳：没有柏油路，没有像样的楼房，但我不怕，因为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这里有和我一样贫穷的学生，和我一样赤脚带地瓜签上学的儿童。虽然我曾受过部分学生的轻视，骂我“跛脚”，本可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但他们是无知的，未成熟的，虽是这样，我所受的鼓励、帮助、尊敬，却远超过这些好几倍。他们常自动地替我解决难题，爬山阶梯，过斜坡的时候，他们会扶我上上下下，在路上遇到我拿较重的东西时，他们都抢着帮我拿。
我不但可以站，而且一天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仍然不会疲惫。放学后，我仍然可以和学生们打桌球，打棒球，甚至玩篮球，排球。每当夕阳西下，就有一大群学生们围在我的身边，吵着要我讲述过去的往事。星期假日，他们喜欢约我骑车到海滨玩。
第二年，我太太也加入口湖国中的行列。我们夫妻携手合作，没有悲伤，没有不如意。早晨，我们沿着田间小路，去捕捉清凉，捕捉山影的美丽。傍晚，我们依偎在小圳上，欣赏落日。
继钊怀孕时，我生怕我的畸形可能会遗传。
终于产期届至，我和母亲陪她到省立医院，很快的产房传来一声最可爱的哭声。妈妈从里面出来说：“四肢健全。”
我的女儿至玉就这样来到我的家。
有一天，忽然接到戴校长的一封信，邀我参加北高第十九届的创校纪念日大会。戴校长站在麦克风前说：“今天，我们特地请到我们的校友邓丰喜同学。他可以说是我们创校以来奋斗成功的第一人，现在就请他为我们讲述一下他的奋斗经过吧……”此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
“我最亲爱的学弟妹们。”我开始“话家常”了。从出生到田间生活——吊着竹篮捡花生，捡田螺，抛着篮子捡地瓜，爬着汲水，捕蝗虫；以及四处张罗学费。最后谈到我的现况——结婚、任教。
我在这次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多少年来，上苍不断地用贫困、残疾来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体肤！但深信它折磨不死我！为了生存！为了人性的尊严！为更美好的明天！我握着拳头！咬紧牙关！接受上苍所给予的挑战。”
我，虽是一艘在汪洋在海中的破船，但是我乘长风破巨浪，渡过多少个狂风暴雨的日子。虽然前面仍是暗礁密布，黑夜重重。而我的但量越来越大了，信心也越来越坚强了。我有把握战胜风暴暗礁。何况我现在又有一位同舟共济，并肩奋斗的妻子。所以我更勇敢地张开帆，继续向成功的彼岸迈进……
后记：
一九七五年春天，邓丰喜完成他的自传后不到三年，开始身体不适，住院不久，医生即诊断是患了肝癌。那年中秋节，他去世了。
在公祭邓丰喜那天，五千多人冒着凄风苦雨参加祭礼。乡民们曾想盖一座庙来纪念他，更有人提议要塑造一个邓丰喜的金身，放在庙里供奉，但都为吴继钊所劝阻。她说邓丰喜不会喜欢别人来膜拜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