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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后，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译《海上花》最明显的理由似是跳掉吴语的障碍，其实吴语对白也许并不是它不为读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亚东版附有几页字典，我最初看这部书的时候完全不懂上海话，并不费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亚东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样绝版了。大概还是兴趣关系，太欠传奇化，不sentimental①。英美读者也有他们的偏好，不过他们批评家的影响较大，看书的人多，比较容易遇见识者。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乔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说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进去——但是迄今美国常常有人讲起来都是乔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诉他们中国过去在小说上的成就不下于绘画瓷器，谁也会露出不相信的神气。要说中国诗，还有点莫测高深。有人说诗是不能诵的。小说只有本《红楼梦》是代表作，没有较天真的民间文学成份。《红楼梦》他们大都只看个故事轮廓，大部分是高鹗的，大家庭三角恋爱，也很平常。要给它应得的国际地位，只有把它当作一件残缺的艺术品，去掉后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结局的考证。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钓游鱼”，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最奇怪的是宝黛见面一场之僵，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满不是味。许多年后才知道是别人代续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释他们态度为什么变了，又匆匆结束了那场谈话。等到宝玉疯了就好办了。那时候我怎么着也想不到是另一个人写的，只晓得宁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诗行令部分。在美国有些人一听见《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说：“这么晚……差不多是新文艺了嘛！”也像买古董一样讲究年份。《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胡适先生的考证指出这本书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会一笠园。我想作者不光是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诗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会写大观园似的气象。凡是好的社会小说家——社会小说后来沦为黑幕小说，也许应当照noval of manners评为“生活方式小说”——能体会到各阶层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是对这些地方特别敏感，所以有时候阶级观念特深，也就是有点势利。作者对财势滔天的齐韵叟与齐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写得他们处处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赞这人物，除了为了插入一首菊花诗，也是像“诗婢”，间接写他家的富贵风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齐韵叟撞见小赞在园中与人私会，没看清楚是谁。回目上点明是一对情侣，而从此没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将来“小赞小青挟资远遁”，才知道是齐韵叟所眷妓女苏冠香的婢女小青。丫头跟来跟去，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未免写得太不够。作者用藏闪法，屡次借回目点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极准，这是唯一的失败的例子。我的译本删去几回，这一节也在内，都仍旧照原来的纹路补缀起来。
像赵二宝那样的女孩子太多了，为了贪玩、好胜而堕落。而她仍旧成为一个高级悲剧人物。窝囊的王莲生受尽沈小红的气，终于为了她姘戏子而断了，又不争气，有一个时期还是回到她那里。而最后飘逸的一笔，还是把这回事提高到恋梦破灭的境界。作者尽管世俗，这种地方他的观点在时代与民族之外，完全是现代的，世界性的，这在旧小说里实在难得。
但是就连自古以来崇尚简略的中国，也还没有像他这样简无可简，跟西方小说的传统刚巧背道而驰。他们向来是解释不厌其详的，《海上花》许多人整天荡来荡去，面目模糊，名字译成英文后，连性别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换了一批人。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刻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他们又没看惯夹缝文章，有时候简直需要个金圣叹逐句夹评夹注。
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对着这些问题，也老是感觉着，适之先生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