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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这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远见，他所谓“巨灵，虚构之人”，实在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产。同时这种情况也有如孙文所说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则不怕政府的能力强、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说成一个绝对的形式，仍是一个理想。拿破仑的政权既称“开明专制”，可见得只是心朝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可是在拿破仑兵变之前，“热月事变”之后，社会已开始变化，有如两位法国史学家之研究说：“即‘五人执政’期间，只要恐怖期间的大量流血成为往事，法兰西开始呈现着大革命带来的深远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给社会一个现代性格。”
他们接着又解释这现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虽说当日还不能立即体会，当生活程度提高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他们生活之质量，于是节制生育。社会里学术家和军人抬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受重视。金钱成为首要，享乐主义少受检束，漂亮的女人不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与享乐，也表现着金钱与成功”。
当社会上产生一种长期间大规模运动的时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对法国而言，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创造这社会之因，也同时是这社会所赐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旧体制的各种拘束和障碍，人身财产权被固定及标准化，于是所有权和雇佣在民间先构成一个大罗网。严格说来，国家与社会不过是这种结构的一种外部，有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详第一章）
反过来说：这种体制也给新社会各种鼓励和保障，更促进资本主义。如拿破仑在1804年公布拿破仑法典，兹后他将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领军所及的其他国家里去，亦有促成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力量，而使资本主义更为抬头。为什么与旧社会比较，一般人会感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较前自由？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管制与约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监视较少，因为人民已受一种流动性的经济力量所把持，这种接受金钱管制，有如洛克所说“含默的认可”（tacitcon…sent），出于自愿。这样说来，“国计”不能不与“民生”共为一体，所以法国人也不能因为其社会基层的组织与“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的原则相似为可耻，只有在这种商业组织的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高速展开，因为生活程度提高，一种高度的现代文化才能因之而产生。柏克早应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这种社会体制里，当然只有资产阶级占优势。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为当时人公开提出，因此以上的发展也是自然趋势。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并非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以前的资产阶级不少已在这大洪流中牺牲，有些持有公债，却因政府赖债而破产，另外，不少农民及下层社会人士因投机买得政府急于脱手的产业而致富，其他趁着税收还没有规律，军需工业极需供应者的时候起家。革命期间诚有不少阴谋，但是整个革命的过程错综复杂，其牵涉范围之大，更早超过阴谋者所预期。
而且，法国大革命展开，随着有民族主义抬头。路易十六的法国还只能算做一个朝代国家，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才是一个道地的民族国家。很多法国人跟随着波拿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是组织中之一部分，生命荣辱与共。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所产生的道德精神，“与佛菩萨、基督和苏格拉底的，没有重要的区别”。即算劫富济贫的观念无法实现，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贫民，这样的经验必定打扰着很多法国人的良心，所以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开始于马克思，而始于巴贝夫。而且法兰西除经过拿破仑的战争外，以后还接着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时至今日仍有很多过激的思想，不出于苏联，而出于法国。
总之，法国大革命极端戏剧性地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寻觅现代组织的过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间，表扬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类共通的弱点。它给人类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留下一个阴影。大革命将国家世俗化，从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图以人类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终没有成功。今日法兰西仍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本书作者于1987年经过里昂，此地曾经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两度浩劫，可是今日这城市只表现资本主义大都会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广场上仍有路易十六纪念碑，索恩河的大桥也仍称为波拉巴大桥，而且富菲亚（Fourviere）山顶上的教堂里仍供奉着百十盏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烛，表示时过境迁，人类发觉他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我们的知识愈提高，我们对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宽，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也愈大。
俄国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苏的武装部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冲突，苏方自称死数十人，不久战事延至新疆边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物，有向中国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图。9月16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情报人员路易士（VictorLouis），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在《伦敦晚报》发表文章，声称苏联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询各国的反应。翌年，苏方外交人员又在维也纳歌剧院递交美国外交人员一张未签名的草约，内中声称缔约国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衅，可以采取报复行动，并且通知各缔约国家，互相协商。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这样一纸条约，等于要美国事前承认苏联有权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认为，10亿中国人陷于无政府状态，决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苏联铁道的终点，边境去中国铁道的终点则有好几百里，如果中国欲向苏联寻衅，也绝不会找到如此一个对本身战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国虽与中共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技术上尚处于敌对状态，仍竭力设法与之接触。
如果这还是一面之词，则前苏联籍联合国助理秘书斯维琴科投美，他所著书称《与莫斯科决绝》，更叙述到幕后详情。珍宝岛事件出乎苏联高级人员意料之外，一时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会动员几百万入侵，所以反而真确地讨论使用原子武器。国防部长还主张使用最大氢弹。如果成为事实，不仅几百万中国人性命立成齑粉，苏联境内的安全也成问题。只有参谋总长认为不妥，因为大规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战，小规模的则不能解决问题。据斯维琴科的报道，最后使主战派悬崖勒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这些发展当然与苏联于1978年与越南宣布订定攻守同盟条约有关，也引起中共于1979年初，出兵老街与谅山。经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转换口气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甚至以充满情绪的言词讲出：“我们还记得昔日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而且本书脱稿之日，正值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高峰会议之时，可见国际间外交局面千变万化，有识之士决不可以几十年成见，衡量今日之事端。然则将眼光现今化，则又须从历史的基点观察着手。
俄国之二月革命，实际发生于3月，十月革命则发生于11月。因为教皇在1582年改革历法，将当年删短10天（也就是以历日计提前10日），俄国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则有13天的差距。
这两重革命发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为人软弱，皇后则为德国人，不得人缘，又刚愎自用，如此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类似。而且沙皇亲自前往前线主持军事，皇后在后宫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国宫闱的黑幕。可是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国也像中国，无非专制政治常有的现象。虽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历史家过度重视。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麦克坚辞不就，因为局势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后，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内战及斯大林之整肃，可见得人事问题并非一切问题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计，低至1亿3千万，高至1亿8千万）约10％，在无数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壮丁半数。又征用民间马200万匹。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单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军就死伤141万，被俘者也近百万。这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扰动。迄至1917年，俄军在前线尚有兵员650万，当中可能有80万人以各种代表之名义经常活动于后方。
俄国的工业基础与交通运输不能负担这样的军事行动和负担这样的损耗，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实。战时俄国驱赶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阵，均已数见不鲜。又因为大战刚起时西方都以为不会超过几个月至一年，一切准备都从短时期着眼。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野战炮一门一年只用炮弹1000发，而大战时一次战役几天之内就可能耗用这样的数目，而且大规模的战役通常使用炮1000门以上。然则人员装备供应之不济，还只是问题之一面。以后的研究，发现战时经济之发展已产生绝大不平衡。譬如农村间的手工业及辅助工业即因之萎缩，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筑业和工矿抬头，银行业务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更较前活跃，利润增值。如此只使社会阶层的冲突更尖锐化。
帝俄时代的陆军，多以贵族子弟为军官，所以军队为王朝之拱卫。战事经年累月，军官团的性格变质，中级以下的人士参与愈多，行伍之间则尽是农民。以后苏维埃（Soviet）组成时，他们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继而极端的左倾，主要乃由于农村问题，再加以长期战争的影响。
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战时由220万增加至300万，尚有100万服役于交通部门。总而言之，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则整个下述之运动必会采取不同的途径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劳资向来缺乏和衷共济的习惯。况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万。促成他们参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粮食恐慌。以后他们截断铁路的交通，掌握邮政电话，参加赤卫队，将兵工厂的武器交给革命队伍，对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他们距首都近，敌视贵族军官（海军军官与陆军军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贵族气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动。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触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发展，势必将俄国本世纪初期的农村问题一并摄入。
俄国的土地问题本身就有跨世纪的复杂沿革。原来俄国的穑夫确实有“农奴”身分，领主可以将之买卖，可以对他们加诸任何体刑，可以写一纸文书，叫他们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报到，由警察鞭挞，也可以遣送他们于西伯利亚。除非领主书面许可，穑夫不能领有财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实是人道主义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迟，虽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隶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却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之复杂。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较前改善。在南部农业商品化的区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镇工厂展开，穑夫才能获得额外收入。农奴生产只能替领主保持过去封建社会之场面，事实上效率低，也不经济，只是自由劳工不易获得，尤以腹地为甚。1861年俄国人口1／3为穑夫。于是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俄罗斯领域上的大陆性格值得学者注意。
解放令原则上由国家价卖领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赐予穑夫，而是责成他们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价偿还。因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准备时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后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数情形之下，所谓价接为业始终没有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