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片揭秘2元女子宿舍住户多被亲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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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片揭秘2元女子宿舍住户多被亲人抛弃-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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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QQ,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纪录片他妈的真残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  

   

  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又开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价格,则提到每天3元。  

   

  如今,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旁人说,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也走不出这里。  

   

  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都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回这个‘猪圈’了”,可不用多久,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甚至有人出嫁了,跟丈夫吵了架,还会再回这个“娘家”住几晚。  

   

  如今,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他早早想好了“尾声”,那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

原文出自:wyzxsx/Article/view/201007/1675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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