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还说不宜叫“琼军”吗。也错了。且看这则资料：
韩少功、蒋子丹、叶蔚林、冯麟煌等一批有影响的资深作家可做领队；中间板块崽崽、杜光辉、李少君、倪竣宇、郭潜力等也渐臻成熟；新生力量中，张品成、胡彬、韩芍荑等也正在茁壮成长。单就这一环节看，“琼军”似初见端倪……“琼军北伐”真的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天涯文苑网楚苗子文章）
看来“穷军”也在组建中了，且一旦组建起来就要渡海北伐。要是什么别的军，还也罢了，只有这支琼军让我觉得好笑。看看排在前三名的大将是何方人氏，就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好笑了。这三员大将，原来都是湘军中师长团长一流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初去了海南才有了现在的声势。若用军事术语说，只可说是临阵倒戈，拉上一杆子人占岛为王。他们该组建的是琼崖游击队，怎么就那么容易地又组建起一支琼军来了？他们要渡海作战，那不叫“北伐”，只能说是“还乡”，因为北伐的第二站就是他们的老家。若是仁义之师，家乡父老自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可是，湖南真的就到了那么水深火热的地步吗？
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编制（3）
最不可思议的是，宁军居然也已成阵势。二零零五年第一期《小说评论》上有篇署名文章，叫《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的“宁军”》。文中备述了宁夏这些年的文学成就之后，理直气壮地说道：“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生机勃勃地集了一支文学军团。如果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文学的‘湘军’和‘陕军’，我们为什么不能自信地认定这支创作军团为当今文坛的又一支生力军——‘宁军’呢？”
就是新军，也有了。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三日的《新疆日报》上有篇文章，作者赵光鸣，职务是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这位常务副主席是这样说：“新军的概念，是几个文学朋友私下里提起来的，刚开始多少有点戏谑的成分。后来蓦然醒悟，为什么要戏谑呢？中国文学有所谓湘军、桂军、豫军、鲁军、晋军、陕军，这军那军，为什么就不可以有新军呢？难道这也要等待谁来册封吗？”
是的，这类军队是不必谁来授予印信的，只要自己把杆子拉起来就行了。以赵常务的魄力，组建这么一支新军想来不是难事。不知为什么，这位赵常务心里像是不那么踏实，嗫嗫嚅嚅地说：“我们确实有等待册封的边鄙心理。我们做惯了边民、寡民和遣民，长期养成了甘居人下、与世无争、与寂寞相厮守的习性，我们实在被冷落得太久太久，到需要振臂一呼的时候，还在踌躇、观望和怀疑，我们有振臂一呼，亮出旗帜，啸聚中国文坛的资格和实力吗？”接下来是个反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再接下来历数他们有最好的诗人，最好的散文家，小说是弱了点，但“也在雄起”且“兵多将广”，“整体实力完全可以和内地所谓文学大省一决高下”。
我并不反对拉杆子、建队伍，我先前只是说这个名字怪怪的，看了赵先生的这番话，又觉得赵先生们太亏了。既兵多将广又兵强马壮，怎么叫个“新军”呢，叫成“疆军”多气派。稍加推衍，就是边防军，再推衍就是国防军，再再推衍，哇，就是正规部队了。只要赵军头一声号令，挥师入关，什么陕军、豫军，还不是望风披靡，全作鸟兽之散？
自然，也有让我不幸而言中的。比如确实没有“黔军”这个提法。这真是莫大的憾事。同样让人遗憾的还有黑龙江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省区。黑龙江——黑军？江苏——苏军？内蒙古——内军或蒙军？西藏——藏军？怎么听都怪怪的。浙江和江苏做什么都是连在一起的（统称江浙），浙江叫浙军勉强还能说得通，江苏要是叫苏军，那就成了大笑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苏联都解体了，怎么还有一支军队驻在中国且是那么富庶的地方。要是叫美国知道了，不是要起国际争端吗？
以上只是现象罗列，现在要推究的是，为什么在近十几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学界会组建起这么一支庞大的集团军。我这样说，实际上已缩小了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因为那个“×军”，有的地方说他们已是一个集团军了。要是这样，仿照二战期间盟军在欧洲作战的建制，应称为集团军群。可美英联军的集团军群顶多不过三个集团军，我们却是十好几个。可说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这么大的军事建制。委屈一点也是为了便于叙述，还是叫集团军，依此建制，各省的“×军”只能说是一个“军”了。
这军那军，说他们要扫穴犁庭，直捣斯德哥尔摩，生擒诺奖诸位老儿自然是笑话，造势、炒作，虚张声势，冀得大名，才是他们无可规避的本意或者说是本领。
说“他们”，有点以偏概全了，不知冤枉了多少脚踏实地，本本分分写作的朋友。不必绕弯子了，恕我直言，热衷此事的是那些平庸的作家和同样平庸的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我这样说，不包括那些各地作家机构里的党务人员，正如我在前面说到刘兆林时，说他那个党组书记的职务，不过是个监军的角色，算不得军事长官。至于兆林是位优秀的作家，那是另一回事。
平庸的作家喜欢这种军事编制，道理很简单，看看街头的小流氓打群架就不难明白。真正厉害的，独自提一把刀子或一块砖头就冲上去了；那些胆小的，力薄的，总是锈在一起，一起往前进一起往后退，论咋唬劲儿，就数他们精神。恕我唐突。这只是个比喻，再平庸的作家也比街头流氓不知要文明多少倍。人多势众，滥竽充数的心理则是一样的。这样的作家，别看平时不怎么样，一入了这个那个“军”，可就不一样了。就算当不上师长旅长，至少也算个上校团长吧。不一定真的有委任状，有这个感觉就美滋滋的了。想想吧，县长也不过是个正团级，且是地方上的！
至于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喜欢这一套，就不那么简单了。凡是进入这个机构当上这个官的，没有一个会认为自己不配的。有的是真的配，有的怕是真的不配。不管配的不配的，莫不以为自己是个帅才。为帅者不一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胸中自有百万甲兵则谁也不会认为没有。甲兵再多，藏在胸中，眼睛再亮的人也看不见。拔根毫毛一吹便是千万个猴子，那是孙悟空的本事，可望而不可求，除非你也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上一回。这样一来，凡是自负的领导，莫不愿意自己帐下虎贲环列，一呼百诺。而要有这样的威风，就得把这块地面上的英雄豪杰悉数招致自己的麾下，收入自己的彀中。作家都是些自由散慢惯了的人。你让他东他偏要西，你让他来他偏不来。再生气也没辙儿。一旦组建起一个军，可就不一样了。你是军长，稍次点的就是副军长，再次一点的就是师长，以此类推，再平庸的作家也是个少校团副吧。金扣银镫，宝马快刀，也和醇酒妇人一样，从来就是人生的最高企求。这个奖那个奖的看不上，这个官那个官的也看不上，这么好又这么高的名头，怕没有看不上的。于是各路豪杰环列帐下，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屁股下是舒适的厅长、处长的坐车，头顶上放射的是军长、集团军司令的光芒，上足以平视省长，下足以睥睨同侪，去哪儿找这样的八面威风，十分荣耀。这还是在地方上的情形。到了参谋总部开军事会议，还有种种好处就不必说了。虽是推测，想来大致不差。从第一支地方军组建到现如今眼目下，总有二十年了，从未见一个省区的作家机构的领导公开指斥这种荒诞不经的名号与做法，就是一个谁也无法辩驳的最有力的反证。
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编制（4）
空口无凭，还是说件实事。异军突起，战绩卓著者，当数三秦故地的陕军，惊天动地的“陕军东征”，就是他们鼓噪出来的。不就是一个不太长的时段内，先后出了四五部长篇小说，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张牙舞爪嘛。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陕西都堪比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就说英国吧，就在一九八零年前后，马丁·艾米斯出版了《伦敦荒原》，彼得·艾克罗伊德出版了《伦敦大火》，沙尔曼·拉什迪出版了《子夜出生的孩子》，石黑一雄出版了《苍白的丘陵》。这还是我从一本《世界文学简史》上顺手摘来的，这两年英国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不止此数。怎么也没听说那两年英国作家要渡海征服法兰西，更没听说这一两年是英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实在是学历史学的昏了头，当陕军东征一时间甚嚣尘上之际，我由不得想到，这一帮黑衣黑甲（秦人尚黑）兵马俑模样的家伙，挥舞着他们的戈呀戟呀涌出崤谷或函谷关（古时秦军东进中原的两条路）的时候，真的就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前，秦国的三员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兵东征，崤谷一战，三将俱被俘获，大军无一人生还的史实吗？事见《史记》，有兴趣者可查看。虚拟的东征，自然不会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片甲无还，但名声即人的第二生命，名声没了人也就成了行尸走肉。这才过去不到十年，容我这山西的老朽斗胆问上一句，四五部书中，除了《白鹿原》、《废都》还差强人意外，其他那些一代枭雄，而今安在哉！
陕军东征的战火正炽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一下陕西两位朋友的态度，一位是陈忠实，一位是贾平凹。对这二位仁兄，我还是满怀敬意的，我要看的是我平素敬仰的朋友，对这场征战取何态度。还好，陈忠实或许因身份所系，偶或语及外，基本上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他要是说了过头话，那就不是贻笑大方而是遗笑小圆了。想象一下吧，一个关中老农似的汉子，一手擎着一杆旗，旗上大书“秦”，一手托着一本书，书上写着“白鹿原”，骑着一匹自以为是昭陵八骏之一的耕田老马，呼着秦腔戏的调子从崤谷或函谷关里冲出来，后面跟着几个跟他差不了多少的主儿，该是何等可爱的一幕。我只怕看到这一幕，阿弥陀佛，没有。忠实总算没有愧了他的名字。贾平凹的表现异常平静，躲在他的“静虚村”里写他那一个个墨猪似的字，画他那一个个女人四仰八叉的画。这一点我倒有预料。他要是也鼓噪起来，那就不是贾平凹而是贾平凸了。
这次在网上搜索，看到平凹的一段话，语重情长，实获我心，也可以作为他对“陕军东征”不以为然的佐证。就在上文中引用的关于陕军的那篇文章中：
陕西作协副主席贾平凹认为，对于青年作家来讲，不要试图去培养他，因为真正的大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只要是个人才，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也不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写作而来的，我们有时只需要给他提供一块园地或阵地，让他去尽情表现，用作品说话。
诚哉斯言。着意培养尚且培养不出来，大军裹挟之中泥沙俱下良莠不分，就能出来大作家吗？
举这两个人的例子，只能说明优秀的作家机构的领导和优秀的作家，对当前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的不屑，还不能证明反面的道理。我犹豫不决。按说这儿最好是写自己，写“晋军崛起”之后给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作家带来怎样不虞的声誉，怎样难得的实惠。可惜事实不给这个方便。“晋军崛起”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写小说了，又过了几年，我干脆不从事文学创作了。不用费神了，眼前正好有个资料多少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在我在网上搜索陕军情况的时候，看到韩小蕙为“陕军东征”“命名权”与高建群争论的文章。虽说仅是一场争论，总是有了“军”才能“征”，有了“实”才有“名”，也才会有“命名权”之争，也就多多少少可以佐证我前面的那个观点，即什么样的作家最喜欢建“军”。还得说句多余的话，在这儿谈这件事，只是因为它正好撞到我的笔下，并不表示我是拥韩反高，还是拥高反韩。我谁也不会反，我感兴趣的只是在中国文坛上，还有这么一场关于战役“命名权”的争论。
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陕西作家高建群在《陕西日报》上刊出文章《我劝天公重抖擞》，说到“陕军东征”这一提法的由来。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会后：
韩小蕙在征求我如何写会议消息时，我说，不要光写《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京夫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