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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
作者：韩石山
酷评王朔
从文学品格上说，王朔和金庸差不了多少。若从人的品格上说，可就差远了，金庸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着正气，而王朔则以自己在内地获得的声誉炫己骄人，其颟顸直可说到了皂白不分的程度。
《谁红跟谁急》自序
在中国文学界，我要算个恶人了——不必加引号，我能承受得了。
最早听到这话，是一次饭局上，一位朋友对我这么说的。
我怎么会是恶人呢，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很不以为然。上学十七年，教书十一年，写作二三十年，平日手不释卷，笔不辍耕，出身不好，蹭蹬大半生，就是现在，仍不时遭人白眼，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恶人？
看出我的不屑，朋友说道：我知道你不服气。可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接下来一一列举：
谢冕是北大的名教授，声名如日中天，门生故旧满天下，不过编了两套内容重复的“中国文学经典”，能说是多大的过错，别人都不说什么，偏偏你就不依不饶，大张挞伐。难怪谢门弟子说你“谁的名气大骂谁”！
王蒙的地位何其尊贵，成就何其卓著，七十岁写了部长篇小说，说自己是抡圆了胳膊写的，好坏在其次，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偏你就不认账，说人家是“荡妇心态”，你不觉得有失忠厚？
陈漱渝是享誉海内外的鲁迅研究专家，一次演讲中，不过借鲁迅说事，歌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你就揪住不放，害得人家只好向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宣传部告状，你就给捅了出去，弄得人家灰头土脸的，做事岂能如此之甚！
韩少功，多好的一个作家，《马桥词典》不过是与《扎哈尔词典》都用了词典这一形式，怎么就是剽窃？
魏明伦，多有文化的一个戏剧家，为自贡灯会征联出了个上联，就是不怎么地道，也还能说得过去，你就那么恶毒地挖苦人家。
余秋雨的散文人人都说好，你写不出来可以好好学嘛，怎么就说人家是用小说笔法写散文断不可信。你这不是谁红了跟谁急吗？
还有，中国作家一次次向诺贝尔奖的冲刺，虽没有成功，其精神之可嘉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你竟嘲笑他们用力过猛，一个个陈尸斯德哥尔摩西郊的墓地。
中国各省作家自称某军，纵使自高身价，也是人之常情，怎么就说人家这是没出息的做法？光兴你单个出名，就不兴别人抱着团儿出名？还说你不是恶人！
朋友已有几分醉意，一面用筷子指点着，一面气势汹汹地说着。
我连连点头称是。
现在我把我的这些恶行编为一本书，希望能坐实朋友的指责。好些文章都是多年前写的，为了让年轻朋友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每组文章（有的只有一篇）前加了一些文字，交待事情的原委，也说说我当初的想法。可以保证的是，绝没有辩白的意思。
在文学批评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所不同者，因为时势的差异，我与李先生的着眼点稍有不同。李先生处于新文学的发轫期，志在拔擢，看重的是作品的新颖，作家的潜质。现在呢，可说是新文学的成熟期，也可说是一个茂盛期，同样的志向，我所做的乃是删殳，看重的是作品的取向，作家的品质。删殳也是一种拔擢，除去杂草，禾苗才会茁壮地成长。
绝不是狡辩，我承认我就是个恶人。你就说是个坏人，也认。
二○○五年六月十六日于潺湲室
韩石山酷评王朔
王朔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常人难以比肩的灵气，不是多么雅，也不是多么俗，而是一种张力，一种穿透力，总在冲撞着什么，消解着什么，僵硬的现行文句，还有更其僵硬的现行意识。
有人说他“痞子气”，是鄙薄，也是一种赞赏。谁心里没有一点痞子气，可只有他敢写出来，能写出来。他的许多小说语句，包括一些题名，已然成为一种公众话语。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绝大的成功。也有为人诟病的，比如“一不小心，就会写出一部《红楼梦》来”。从写作规律上说，这话并无大错。天才就像彗星一样，光彩照人，一闪而过。写作不是种庄稼，一份耕耘，不一定有一份收获。不经意间的一番挥洒，却可能留下万古传颂的名篇。
有的话，可就离谱了。大约是一九九九年初吧，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要复出了，要出版他的《看上去很美》了，先来造势，说他要一连写十部长篇。这就离谱了。文学成就，从来就不是以量取胜的。好的作品，有一部足够青史留名。再比如对金庸的批评，金庸不是不可批评，对他的文体，对他的观念，可批评者多多，惟独不可说道的是俗。小说原本是俗物，从俗字立论，先就偏颇。更其荒谬的是，他说的四大俗，全是港台的，四大雅又全是内地的。这就不像个有见识的文化人说的话。那一会儿，王朔不像个作家，倒像个什么部的官员。
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
王朔要批评金庸，谁也挡不住，就像当初没人挡住他写出《顽主》，如今也没人挡住他写出《看上去很美》一样。二十世纪眼看没几天了，如果什么都学不会的话，我们至少应当学会尊重别人发言的权利。
我也不打算替金庸辩护。严格地说，王朔针对金庸作品提出的几点批评，不是全没影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总是有个叶子在那儿障着，蚊子看成了大象，总是有个蚊子在那儿趴着，有无可以辨，真假可以辨，远近和大小就难辨了。
作家是公众人物，他的任何言行都会成为分析社会心态的标本。听说王朔后来又发表文章，说自己和金庸无仇无怨，这就没必要了。说了就说了，谁能把你怎么样？
要探究的是王朔的心态，也就是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
王朔批评金庸的这些话，如果是前几年王朔人气最旺的时候说的，一点都不奇怪，也很好理解。一个随口就说出“一不小心也许就写出红楼梦”的人，批评一个香港作家几句算得了什么。批评你是抬举你。如今可不同了。在国内大红大紫之后，王朔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去寻求发展，想来那心态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玩得溜溜的，美国人不过是些大孩子，还不好哄弄么？咱是不去，去了准能在大洋彼岸刮起几场龙卷风，把美国鬼子震得一愣一愣的，然后弄他多少万美金回来，或者在曼哈顿买个花园洋房住下来。
不料洋鬼子们太不识好歹。玩上几把也能见出个高低，他干脆来个不和你玩，弄得王朔干搠在那儿也不是个办法，只好怎么去的又怎么回来了。原先在国内赚的那几个钱，自己看着还像个钱，出去一趟才晓得那么个不经花。去美国玩一把，要么是赚，要么是赔，没有不赔不赚这一说。因此留洋回来的王朔是怎样个境况，我不是瞎子也能算得出来。
人总要活，钱总得赚。怎么活怎么赚？想想，还是写小说。先是宣告要一连写十部长篇小说——只有疯了的人才会说这样没谱儿的话。接着是出了一部《看上去很美》。好坏不必说了，那促销的手段就够败兴的。好好的一本书上带张碟，这不就等于“买一送一”吗？商店的买一送一，比方说买一条裤子再送一条吧，还可以换着穿，这可倒好，纸的是书，碟的也是书，莫非有哪个蠢家伙看一遍纸的再看一遍碟的？那部书（该说那两部书）一出来，我就知道准要砸锅。不一定砸这个锅，是砸后边那九个锅。往后没有了小说也没有了读者，王朔也和西楚霸王一样，来到了乌江边上。
境况相同，和项先生的气量可就没法比了。一句“天亡我楚，非战之过也”。项先生不光原谅了自己的鲁莽，同时也原谅了刘邦的可恶。将人间的种种不如意事都归诸不可违拗的天意，开了中国旷达派的先河。
王霸主没有项霸主的气量，却有项霸主的蛮勇，拔出宝剑不往脖子上搁，却挥舞起来要斫倒几个，头一个看准了的便是同是通俗小说作家却长久不衰的金庸。
王朔批评金庸的心态，大致如此。
冤有头，债有主，对头是找对了。只是出气的方法不对。如果说先前还是卖武艺的话，现在就是打莲花落了。
打莲花落的，不光要讨好看客，还要标榜自己。王朔也是这一套。
他说这些年来有四大俗，一是四大天王，二是成龙电影，三是琼瑶电视剧，四是金庸小说。与此对应的，是“我们”的四大支柱，一是新时期文学，二是摇滚，三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四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说白了就是四大雅，或是四大“文化”。这里说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不就是常拍王朔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那家电视机构吗？巧的是，王朔的第四大雅，对的正是金庸的第四大俗。
从文学品格上说，王朔和金庸差不了多少。若从人的品格上说，可就差远了，金庸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着正气，而王朔则以自己在内地获得的声誉炫己骄人，其颟顸直可说到了皂白不分的程度。
本来绝不相干的两个人，王朔硬要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先判别人为俗，再说自己是雅，如今自己的雅没了读者，气就往人家那儿出，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若从读者来说，爱看王朔的读者，大多也爱看金庸，这不等于骂那些背叛了自己的读者是有眼无珠，不识好歹吗？
四大俗，不是香港的就是台湾的，台湾且不说，这里光说香港。这和有些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不是一个调调吗？若在香港回归前这么说，或许有鄙视殖民文化的意味，你不回来我就说你是沙漠，如今香港已回归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说？且容我问上一句，我们搞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可是没有这回事呀，又该怎么解释？
篇幅关系，还有个问题不想细说了，这里只提个醒儿，从王朔的言论中我嗅出了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味儿。他的嘲讽对象，几乎全是对准知识分子的，对准文化人的。他也批评社会，其心态是，你们懂得什么，这是咱家里的事，咱最知底细。骂吗，看咱是怎样骂的，你们敢这么骂吗？一副豪门恶少的腔调。他的小说写得好，全是沾了心态好的光。一个什么脏话赖话都敢说的作家，怎么不让草民百姓看了大过其瘾。
王朔不是个蠢人，挺聪明的。若认真读书，走正道儿，未必成不了大作家。我在一篇文章里还说他有大师品格呢。算我走了眼。年轻人不学好，神仙也没招儿。
酷评王蒙
王蒙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至少是文学界公认的。官做到部长而能保持自身的高洁，绝对是大聪明。只是他忘了一点，同样的聪明用在文学创作上而不知收敛，就不能说是大聪明了。写作需要聪明也需要愚执，需要放纵也需要收敛，需要狂傲也需要自省。需要知道自己的长处，也需要知道自己的短处，如其不是更为需要的话。
韩石山酷评王蒙
写王蒙的这三篇，第一篇和第三篇隔了十好几年。约略说来，正是王蒙写作的三个时期。第一篇《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一九八八年写的，当时他正当着文化部长，光焰万丈，如日中天。第二篇《王蒙，是又怎么样》，一九九二年写的，他已丢了部长的官儿，正遭到一种大有来头的批评，史称“稀粥事件”。第三篇《“抡圆了”的风险》，二零零四年写的，这年春天他的长篇小说《青狐》刚刚出版，文化界里正在掀起一股烈焰腾腾的王蒙热。
我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写第二篇时，没有想到与第一篇有怎样的关联，写第三篇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与第二篇有什么关联。然而，如今一看，恰在他的三个关键时期，都写了批评文章。是不是可以说，即时性的批评，也自有它长久性的意义？真要是这样，我该为自己敏捷的反应而感到自豪。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一篇有肯定也有批评，第二篇看似嘲讽，实则是声援，第三篇就全是批评了。也就是说，随着王蒙的声望日高，批评的力度也越大。从做人上，这是一种失败，至少也不是合时宜，但从批评的品质上说，是越来越高了。
需说明的是，《“抡圆了”的风险》初发表时，署的是我的另一个笔名“方仲秀”。也不是这个标题，一则这篇文章是在我编的《山西文学》（二零零四年第十一期）上发表的。这不是主要原因。再则，是不是也有不愿意开罪这位文坛大佬的意思？得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