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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6．6化险为夷
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扎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钉伏尔科夫的副领事曾向英国总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名义上是个副领事，实际上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妻子为此感到精神很紧张。佩奇认为伏尔科夫本人并不很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他曾为之工作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他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附件的其它部分则没有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大使馆里一些人的随便评论，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因此，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一个星期，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 然后，他对局长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 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分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可是如果伏尔科夫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他立即考虑。局长竟坚持要他本人来办理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决定之后，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每小时的行动。要是那样的话，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布置一下他将向局长提出的行动。行动本身很简单，只是去见见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们在伊斯垣布尔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当他把材料锁进私人保险柜而离开百老汇时，他已决定他要向局长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让局长指派他到伊斯坦布尔现场去接着搞这个案子。当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紧急应付临时额外增加的功课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他一再说，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他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一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回答说。 菲尔比刚产生了一些希望，但这一小点希望随即又破灭了。 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对菲尔比说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处长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市尔去负责伏尔科夫案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是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
当他告别时，局长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两人。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坏运气。没有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回到百老汇时，他发现局长正在等着召见他。局长似乎是一筹莫展，刚见面就谈起了他的想法。刚听局长一开口，菲尔比就知道他曾强烈咒骂过的运气已完全转而对他有利了：虽然罗伯茨无疑象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所以，菲尔比与局长的谈话只好又从早上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长要谈的话题引导到使自己提出让他乘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上面，但罗伯茨的岔子使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行动。他说：“鉴于准将的缺陷，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在百老汇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的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准备了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在飞机上，他身旁坐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人来打搅他，正便于他思考。他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有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大使馆、外交部、局长和军情五处都对伏尔科夫怕用电报联系这件事产生那样奇怪的反应？他们表现奇怪的地方在于没有用电报联系伏尔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属绝密，且电报联系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绝密”性质的情报通过电报通讯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进行着！如果相信伏尔科夫的警告，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电报联系都是有危险的；如果不相信，就应该指示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然而结果却是伏尔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误了两三个星期，对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外交部已答应由佩奇帮助菲尔几何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伏尔科夫果真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吃惊。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菲尔比认为，显然没有什么有把握的办法存在。但他确信，如果处理得当，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他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相信他的职权范围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他没权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走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来，菲尔比则想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如果在他们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以期这样能把使馆秘书这位门外汉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地；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有的不需要，最后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他的工作时间和他能自由活动的程度等等。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因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伏尔科夫会面。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有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 。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当然是由他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最后，当佩奇拿起话筒时，开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找伏尔科夫，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 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由接线员来接的。“她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