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由接线员来接的。“她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我给他接过线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他开始强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天下午，他只好自己给局长写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来打发时间。”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刚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毅然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病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他对此确信无疑。 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
6．7死去活来
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站站长，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看情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尔比把外交部的有关名单核查一遍后，对于谁是英国大使馆的泄密者已有所知，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缓和。 到美国后，菲尔比知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是一大堆废纸。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与泄密事件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他是菲尔比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已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毫无疑问，所谓的泄密者就是他。而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其中大量的是查问大使馆打杂仆人的没完没了的情况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菲尔比在华盛顿城外接头时跟他的朋友们商量搭救麦克莱恩的办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罗网罩上麦克莱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的岗位上，不到必要时不采取行动。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俩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征慕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俩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来，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不是由于他受到了调查的牵连，而是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 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楞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介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菲尔比认为，如果伯吉斯从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回到伦敦，他去看望美国处的处长就成了当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动营救活动。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连着3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这正合伯吉斯和菲尔比的心意。
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营救计划的每个步骤。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就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把纸条递给他，之后再次碰头，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等等。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设法转移对我的怀疑。”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营救计划正在成形，他觉着应该提出调查工作的正确方向了。
伯吉斯启程回伦敦后，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的建议答复说，他们对案情的这一方面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何这种做法的记载。 与此同时，菲尔比对伯吉斯那边事情的进展速度十分担心。
在随后进行的跟苏联联系人的接头时，他告诉他们要抓紧。他还得到了一个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大陆型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言词给伯吉斯写信，告诉伯吉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将把他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因为他别无他法。
接着，军情五处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相互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麦克莱恩的名字则放在最后。 菲尔比更加担心了，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而那个代号再使伦敦的调查延误几天。
一天清晨，时间不相当早，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泽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能就是那件事！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他已经跑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码译出来。但他认为还是应若无其事地按常规的言行处理要好些。 他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什么鸟儿？ 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这家伙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这一下，菲尔比的震惊就绝不是装出来的了。
6．8最后的周旋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可能会出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险的境地。针对这种可能佐，他们曾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以使他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行事。 很明显，伯吉斯的逃跑使情况变得更紧急了。
但菲尔比对此持怀疑态度：“是不是十分紧急了呢？”他认为只有等他拆掉他房里会连累他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就此做出决定。 他把房里的秘密设备埋在乡村的一片树林中后，感到轻松多了。就物证来说，他现在是干净利索了。 现在他可以考虑自己的处境问题了。由于几天以来没少想这个问题，所以在当时他就拿定了主意。他决定先不动声色。他的指导思想是：“除非我滑过去的机会十分有限，否则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他也知道，他肯定要蛰伏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并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他确信肯定是有机会再接着干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估计一下滑过去的机会有多大。菲尔比认为，他现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就他来说，他已经在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认为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他们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的基本武器。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法律和惯例对他们工作的种种限制。很明显，在伦敦肯定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无辜，他们将会有助于消除对他的怀疑。
菲尔比还认为，虽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多，但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实际证据来，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就这样，菲尔比决定继续潜伏下来。事情果真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外交部把他召回伦敦后虽受到质询和秘密审问，但他们拿不出证据。
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开除以后，就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特任记者的身份到贝鲁特去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失踪。不久，苏联政府宣布获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
1965年，苏联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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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怠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一九三八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 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了，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在44年中国抗战时进入美军中国军调处担任美军翻译。1945年…1952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2年后，他在中央情报局驻克纳瓦、加州□塔罗沙和维吉尼亚的罗斯利的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后来又转道香港，进入美军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住夏威夷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在那时，他娶了当时台湾最美丽最有人气的女播音员做妻子。并直接参与韩战中的情报工作，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在那时，金无怠就经常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转交给中国情报部门。
韩战期间金把大量美军情报转送到志愿军高层手中，其中包括志愿军战俘〃反共〃名单。这使当时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遣返全部战俘。 美国历史学家及情报部高官说：金无怠的〃叛变〃及他的间谍活动是导致韩战的延迟结束的重要原因。
在六十年代末期，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方面的情报。使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美政府的各方意向。并为此作了各方准备。当进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对苏联的及其友邦邻国的交恶让中国处于孤立之中。他于1970年10月向中国传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