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秧子乐叔生意兴隆，时间自然更加忙迫，晚上要烧水烫面，揉好，窝在蒲篮里。天不明就得爬起来，点火烧油锅。这时候，好些社办工厂的工人、小镇市民、教师和过往行人，已经等候在铺店门口要吃早点了。老汉忙得团团转，平时连回家的空儿也抽不出。我和老叔不大见面，时光匆匆，近乎两年了。
这一天，县委宣传部干事老杨找我，说县委准备在元旦那天给万元户披红戴花，以鼓励农民放开手脚发财致富。县委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宣传部和工商管理局头上了，让他们先调查摸底，然后确定表彰对象。在第一批被相中的万元户名单中，就有鬼秧子乐叔。老杨说他已经和老汉接触过一回，老汉顾虑重重，不说真话，不露实底儿。老杨不知从哪儿得知我与老汉是乡党，又有过密的交往，于是就拉上我一起来做他的工作。
我和老杨从县委出发，乘吉普车到五里镇时，镇上的庄稼人刚刚吃早饭。五里镇不逢集日，人迹寥寥，其余几家油糕铺店息火停灶，只有鬼秧子乐叔的门面开张，稀稀落落的几个顾客在店门口徜徉。
鬼秧子乐叔一看见吉普车停在他的门前，眼里就罩上一层厌烦的神色，我从车窗里瞅见他把头迈到一边去了，及至看见我和老杨走进他的店门，才显出慌慌张张的热情的表示，让我们到店里坐下。他的二女儿凤子似乎不在意，笑吟吟地端上一盘刚炸出的油糕，又盛上两碗红豆稀饭，摆在我和老杨面前，然后接替父亲站在油锅前去操作，鬼秧子乐叔擦着油渍渍的手指，坐到桌旁来陪我和老杨说话。
“你俩还是为寻万元户来的吧？”鬼秧子乐叔率先开口，直奔主题，一语中的，“你老杨同志把俺侄子拉来也不顶啥！我没挣下一万块嘛！咱的县长亲身来也不顶啥，我不能哄咱县上的领导人嘛！披红戴花，多光荣多体面的事嘛，可惜咱不够格！咱而今要实事求是说话哩……”
我和老杨不约而同地对视一下，他的眼镜片后的眼睛示意我开口，我更觉为难了。鬼秧子乐叔一开口，不仅堵死了老杨的嘴，把我也给毫不留情地冷冻起来了。我知道他的为人，就尽可能做些解释疑虑的工作。老杨当然不肯就此宣告失败，态度更加诚恳殷切了。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县委的两位文职干部几乎是在巴结一个卖油糕的个体致富户，甚至有几分乞求的意味，盼得他能应承自己挣下了一万元人民币。
“你们看嘛！平时不逢集，这街道上稀里八拉没有几个人，一天卖不下十斤面的油糕，能净落几块钱？三六九逢集，不过卖下三五十斤面，能挣多少钱？刮风下雨没人赶集，秋夏两季咱还要停业收庄稼，一年能卖多少钱，大略能算出来嘛！”鬼秧子乐叔数说起生意状况，甚至有点不耐烦了，“挣是挣下了几个钱，也不能说赔本儿。可是离一万块……老天爷，八年以后看咋样！”
看看再说下去也无用，老杨灰心丧气地告辞回县了。我正好顺路借便回一趟家。
老杨乘坐的吉普车驶出五里镇狭窄的街巷，鬼秧子乐叔把我叫进里屋，一直拉进他的凌乱而油污的住室，睁着惊疑不定的眼睛，压低声，一派严重而又神秘的气色：“好老侄儿，你给叔打实处说，他老杨来做啥？”
我向他证实，老杨没有坏心，确实是要表扬他，不仅披红戴花，还有奖品和奖金。
“胡訚糟践人哩！”他大概基本信下了我的话，疑神疑鬼的惊恐心情消除了，悻悻地说，“只要你县上不要变来变去，按而今的政策往下行，老百姓就给你县长磕头叫爷哩！何必要你披訚啥红，戴訚啥花哩！”
“给万元户披红戴花，这也是解除农民心头疑虑的……一种形式。”我说，“比如你自己……顾虑就不少……”
“你记得不？六○年上级发下‘六十条’，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度荒年。好，咱开了荒地，刚收了二四料，碗里稠了，跟着就来‘四清’运动，算帐呀，批判呀，还要退赔！‘六十条’上的政策又不算数了！”鬼秧子乐叔撇着薄薄的嘴唇，讥诮地说，“翻来倒去，只有咱农民没理！我怎能不顾虑？那个戴眼镜的老杨前日一来，就跟我算帐，算我挣下挣不下一万元。我心里毛了，直是怕怕。我的爷！‘四清’又要来了吗？”
我再次向他解释，老杨可能一时急于完成县委交代的工作任务，急了点，他苦笑一下表示理解。这些历史的负担真是太沉重了
“老侄儿，不瞒你说，我准备收摊了。”鬼秧子乐叔神情黯然，“真的。把余下的百十斤面粉卖完，收摊！”
“怎么回事呢？”我不解地问。
“自打老杨那日一来，我几夜睡不着觉了。”老汉有点难受，“没钱用时发凄惶，挣下俩钱心里又怕怕。钱挣得越多，心里越发慌慌。我老是心里不踏实，老觉得祸事快来了。老杨前日来了，我后来跟俺二女子的老阿公一商量，你猜老亲家咋说？‘趁共产党而今迷糊了，挣几个钱赶紧撒手！共产党醒来，小心再来运动！’我就下狠心收摊……”
鬼秧子乐叔说着，竟然动了感情，六十岁的老汉，居然流下眼泪，我才更深一层体察到过去的生活在他心里的沉积太厚太重了。我觉得我以往对他的某些卑而远之的心理，真是太不应该，完全是不了解他的愚蠢而鲁莽的举动。我喝着茶水，这才郑重其事地给他阐述党的方针，政策，时局和未来。企图向他证示：由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改变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央是人民的中央，按照全体劳动者的意愿制定党政国策，完全可以信赖。
他苦笑一下，说他听听广播心眼就开了，要是听些杂言碎语，又不由地担心。我深知要彻底瓦解他心中的沉积层，还需要时间和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他笑着说他可以改变前几天做出的收摊的打算，算是对我的宣传工作的令人鼓舞的兑现。农民啊！极左的政策造成的这一代如惊弓之鸟一样的农民啊！
县政府在元旦那天召开了表彰大会，十五个首先达到万元家当的农民，接受县委书记和县长给他们按照关中农村传统的褒奖习俗，在肩上披挂了红绸带，胸前戴上了斗大的红纸花，打扮得新郎似的，乘十多辆彩车，在县城游了一圈。鬼秧子乐叔也被通知来开会，我和他在会场匆匆一见，他的脸上有了光彩，有点愧疚地对我笑着，我也不便再说什么，料定对他不无好的感染吧？
大约又过了半年，又一个周日，我回到乡下老家，作为我们这个远离县城的偏僻山村的头条新闻，就是鬼秧子乐叔从五里镇扯旗拔寨，回到自家屋里，洗手不干了。我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就找到他的舍下去打问。
深秋的冷月洒满庭院，落光了叶子的葡萄藤架下，鬼秧子乐叔正坐在一只小竹椅上喝茶。他的神色十分沉静，言语缓慢而凝重，手势也沉稳了。
“听说……你从五里镇回来了？”
“回来了——不干咧。”
“怎么回事呢？”
“……你先喝茶。”
我坐下喝茶。
“老侄呀！你总说叔顾虑多，心数多……”他像打赌赢了时的口气，“现时看，叔顾虑的事，没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讲话，说乡村里耍神闹鬼，投机倒把，强奸妇女，偷人抢人，都是啥……污染！还说所有污染的根子是‘一切向钱看’……”
“这与你卖油糕有啥关系呢？”
“卖油糕是不是为挣钱？挣钱是不是‘向钱看’？‘向钱看’当然就是污染嘛！我给自己也会上纲挂线了。”鬼秧子乐叔说得很认真，“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连说带喊，嗓子都喊哑了！你看看，县长刚给万元户戴花没过半年，公社书记又这样说……”
“没你的事！只是文艺和教育界……”
“老侄儿，叔已经安置妥当了。”鬼秧子乐叔给我压着指头，说他早已谋划好了的措施，“我干了三年多，确确实实挣了一点子钱。我把这钱全数存着，房不盖一间，家具也没添一件。我给娃们交代：日后要是来运动，要退赔，那好，咱把钱交给工作组。要是真的不来运动，那当然好，就算是爸给你们留下的家当，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这钱是我揉面团挣下的，我现时不敢花，你们也不要花。等我死了，随你们的便！我活着，你们不要想动它一张……”
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心死如铁了。五里镇公社那位书记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吓得鬼秧子乐叔缩手蜷足，关了油糕铺店，从五里镇回到自己的老窝里来了，而且把挣下的一笔款子，分文不花，准备着将来某场运动中退赔出去……我曾经为冯幺爸在乡场上挺起了腰身而欢呼，也曾经为可爱的黑娃兄弟走进照像馆出尽洋相而鼓舞，我可实在没有想到，我的远门堂叔给我留下这样曲曲拐拐的心的轨迹！即使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演说中喊哑了嗓子，我看县城和五里镇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小铺小店里的个体户的生意也照样兴隆，唯有鬼秧子乐叔……大约太诡秘了吧？太精明的人，有时也往往失算，倒比那些头脑简单一些的人更多一层忧虑吧？
……
今年春天，我从南方归来，到五里镇下汽车，走进街巷，看见鬼秧子乐叔和他的二女儿家的那片铺店地址上，已经竖起两层六间的楼房，外观十分漂亮，楼媚上书写着一排潇洒飘逸的行书字：“一字歌饺子馆。”
鬼秧子乐叔在门口看见我，连拽带拉，就把我拉上楼去了。下层三间，两间作饭厅，一间为作坊，二楼上开了一间雅座，供那些比较讲究的小镇上的“上层”人物莅临就餐。五六个青年男女，一律白衫白帽，很有气魄。坐下后，鬼秧子乐叔弄来几碟小菜，定要和我喝几盅。
“老侄儿呀！我这回豁出来罗！”鬼秧子乐叔呷下一口酒，“啃个鸡爪子也算动了荤，咥（吃）个全鸡也是动了荤，我宁愿咥个全鸡！”
我惊异他的变化，不用问，他就告诉我，油糕铺息火灭灶的时月里，他心里其实很痒痒。看着那么多票子别人挣，心里那个味儿是很难忍受的。直到春节，两个女儿和女婿来拜年，向他声明，他不干，他们可要干了，而且要大干大闹，只是资金欠缺，要老丈人把那一笔款子借给他们兴建楼房。老汉阴沉着脸，说三天以后给他们回话。后来……他和两个女儿家合股……
“嗨！一号文件一下达，我就在心里骂五里镇公社书记，这回，你把嗓子吼出血，也吓不住我了！”鬼秧子乐叔畅快地笑着，“人都说我诡，这回不诡啰！我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摆在五里镇上了。咱一生担惊受怕，心里多刻了几道渠儿，而今，我要耍一回大胆哟！”
鬼秧子乐叔几口酒下肚，脸像猪肝一样红了，话多了，声壮了，简直没有我插言的缝隙，他自嘲地摆摆花白的脑袋，感慨地说：“叔这多年里，就像在月亮地里走路，把自个的影子当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这个饭馆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心情很畅快，“‘一字歌’，很雅致，也有意思！”
“我请了几位中学教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给我的新饭馆起名。”鬼秧子乐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个名字，我就选中了这个，它合咱的心。”
我很畅快，就起身告辞。鬼秧子乐叔却兴致正高涨，死活不让走：“我还跟你没说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诉我，前几天，五里镇公社开会，动员大家给学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块两块欢迎，千元百元更好。鬼秧子乐叔当场站起，报了一万元，全场立时响起掌声。那个在广播上把一切乱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为“污染”的公社书记，带头站起来，当着千余人的面，代表五里镇几千名小学生向鬼秧子乐叔鞠躬致礼，感动得老汉热泪扑洒。
“人家领导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修好学校以后，把我的名字刻上，就这话。”鬼秧子乐叔说，“我跟朱举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作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