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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在一次接受报章访问时称：“81年，我获送往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及公共行政学，一晚，外面下着大雪，午夜梦醒与太大说起，若当时有人给我一碗道地的云吞面，我愿出价100美元。
他对云吞面的情义结，在于他一家在港已有三代，想尽快回港，云吞面更令他加深对香港的归属感。
在一次曾荫权陪同董特首观赏立法会议员与记者同乐日的足球赛时，也不忘显露其“爱国热心”。
他以一身“机师”装扮出现，惹起传媒注目，又大谈中国空军抗日战争的故事。
被记者问及他的机师装束时，曾便说联想起一段历史，就是二次大战爆发期间，中国空军从云南飞往缅甸，为当地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远征军和盟军作补给时，飞越喜玛拉雅山一个名为“飞驼峯”的险要山峯，“在这裹有很多飞机跌落去（坠毁）。”
曾荫权又提及当年自组飞虎队，赴华参战援助中国空军的美国将军陈纳德，他说：“陈纳德当年专搞这些（作空军增援部队）”莫非语有所指，形容他要攀上的另一个高峰同样险要非常，随时有坠机之虞？在他身旁的立法会议员刘炳章听罢此故事后，即笑说：“你曾荫权没有跌下来呢！”
在香港特区成立一周年，身为首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究竟感想如何？从他在香港回归一周年撰写的文章，就可瞧出端倪。
在这篇题为《足以自豪的一年》的文章中，曾荫权表示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时，看见国旗及区旗缓缓升起，标志香港特区正式成立，是最叫他感动的时刻：“当时我和同僚及司法机构法官肃立在交接仪式礼台上，见证这庄严时刻的来临。仪式宣示了香港正式回归祖国，同时亦标志著港人治港的开始，我们原有的社会制度、法制及生活方式保持不变。”
回顾过去一年，最令这位财政司司长有强烈感受的，是香港的成就和顺利回归祖国，同时他能贡献自己服务特区政府和市民，实在令他觉得自豪。
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缓缓升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成立。特首董建华偕一众政府高官，在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及各国政要嘉宾面前，肃立宣誓，表明效忠特区政府。过渡为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也要开始迎接“易主”后的连番新挑战。
七月四日，曾荫权出席简报会演说，声言希望香港尽快成为“亚洲曼哈顿”，因为香港的银行、金融、运输及电讯等服务业，与美国曼克顿一样具国际竞争力，有信心香港在特区政府领导下，绝对有能力为内地、亚洲及其他地区，提供多元化商业服务。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一节、考取公务员
曾荫权最初并不想当公务员，就是因为公务员的薪水虽然还不错，但要想发达，却不太可能。更别想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相对普通的打工阶层，香港公务员的薪水确实算是高的。但这种高，也并没有高到可以令你发财当大老板的程度。就以曾荫权当政务司司长的薪水来说，年薪超过700万港元，而且，这个薪酬标准，还不是当初公务员的标准，而是问责官员的标准，公务员的标准要低许多。
为什么公务员的薪酬比问责官员低？这里有一个原则，公务员是终身制的，干到一定年龄退休之后，还可以享受退休薪俸，生老病死都有保障。问责官员则不同，担任某一个职务，才有相应的薪酬，一旦你失去了这一职务，便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当问责官员，薪酬虽然高出许多，却也有相当风险，如果你在这一位置仅仅只是坐了几个月，随后因事被免职什么的，你就失去了一切。拿梁锦松为例，他曾经是商界要员，年薪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后来担任财政司司长，如果是高级公务员，即使不再担任这一职务，也能享受一份公务员薪酬。但后来转了问责制官员，不久以后又辞职了，政府便不再支付他任何酬金了。
700万年薪，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是，仔细算一算，每月差不多只有60万元，缴纳有关税项之后，也就50来万，而此外，政府不给他任何补贴，所有一切与政务司长任内相关的开支，均需要他自己掏。例如他的私人秘书，司机，日常的汽油费包括部分出差费用等，就算是他出于工作的需要宴请某些官员，费用也得由这份薪酬包干了。内地便有很多人感叹，到香港固然是一件好事，却不愿和香港人接触，因为他们大多数是不招待饭的。某些职衔稍高点的官员招待饭，那也差不多就是公务员便餐，和他们平常上班时吃的差不了多少，既没有酒，也没有七大碟八大碗。有一名内地公务员回来后谈曾荫权请客的情况，竟然是请进自己的家里，由妻子亲自下厨，整了一顿家常便饭。他们当然不可能像内地的人那样，叫上一大群去高级酒楼大吃大喝一番，真的那样，他们每个月的薪水，很快就花光了。
因为他确实在辉瑞制药公司干得不愉快，看不到前途，加上父亲一直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公务员，一年后，曾荫权下定了决心，参与了当年招考公务员的考试。
年轻时的曾荫权，还是颇有野心的，他希望凭着自己努力干出一番事业，对于当公务员，兴趣不是太大。可整个香港，想当公务员的人还真不少，竞争异常激烈，加上他的心理准备不足，这一年竟然名落孙山。
这次落榜，反倒是激起了曾荫权的斗志。在他看来，以自己在华仁书院良好的成绩以及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的过去，要考上公务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结果，看到和自己一起报考的人高高兴兴地由政府分派了工作，他还是只能每天去推销阿斯匹林，心里颇有些懊恼，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挽回这个面子。
1966年，他第二次参加了公务员招考，这次他是有备而来，事前做足了各项准备，结果是如愿以偿，以优异成绩被录取。1967年1月，他正式成为港英政府的一名公务员，被分派在市政局处理牌照事务。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二节、下个目标：政务官
既然选定了公务员，以曾荫权那种要强的性格，自然不甘一辈子当一名行政官，如果仅仅只是给自己定下这样一个目标，当初，他恐怕就不会考公务员了。
跨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他迅速给自己确定了更高的目标：考政务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曾荫权默默地准备了整整4年。
经过两次考试，在1971年他通过了政务官考试，正式成为香港政府一名高级公务员。曾荫权成功考取二级行政主任（ExecutiveOfficerII，EOII）职系，在当时市政事务署工作，专责牌照事务；两年后升为一级行政主任，派往新界区。
刻苦耐劳的他又获得上司推荐，考取政务主任（AdminisuativeOfficer，AO），成为公务员职系中的“天之骄子”，被派往当时的离岛民政处。
这一年，曾荫权27岁，在香港政府的政务官中，确实是年轻的新生代。而在整个政务官队伍中，没有大学文凭的，非常之少，曾荫权成为其中的一员，自感压力巨大。踏进新办公室大门，曾荫权兴奋万分，充分证明自己经年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他第一天上班，便跟副布政司祈连桐会面，短短一席话，对他日后的为官历程留下深远的影响。
曾荫权记得，当时祈连桐对他说：“后生仔，当政务主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说心中所想的事。虽然你在说之前，要考虑客观因素，而且上司未必接受你的意见，但没有人是可以阻挠你说话的。”此番鼓励言词，令曾荫权明白到做政务官必须敢言，成为他一直在官场奉行的金科玉律。
理民府是香港当年的一级政府机构，香港回归后，这一机构更名为地政处，相当于目前国内的国土机构。离岛即远离香港主要街区的岛屿。香港的离岛很多，比较著名的离岛有长洲、昂船洲、坪洲等，长洲因为是天后庙所在，所以成为香港最有名的离岛，也是所有离岛中比较大的一个岛。除此之外，香港周边还有很多离岛，居民数量也相差很大。离岛不是区，而是区下面的一级政府机构，相当于中国内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农村的乡一级机构。由此可知，27岁的曾荫权，当上了港英政府最低一级的官员。官阶虽低，可毕竟手握土地使用权，所以，权力不小。离岛居民建房用地，生产用地，商业用地等所有一切用地行为，均在理民府的管辖范围。此外，由于离岛的土地辖权不像市区那么明确，土地纠纷相对要多一些。虽然职位低，要处理的事情，却琐碎而且麻烦。
如果换个人，很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次流放。毕竟，在所有考上的政务官中，曾荫权的学历是最低的，将他放到离岛去当政务主任，远离了市区远离了家人，即使是休息日，也常常不能回家，自己的整个生活，全都困在了离岛之上，这不是歧视他学历不高吗？但曾荫权并不这样想，在他看来，进入离岛工作，是自己的一次机会，正好可以趁此机会了解民情，积累更多的基层工作经验。至于自己的学历不够，在安排工作方面存在一定的弱势，他也非常理解。毕竟，这个社会，是一个实力社会，你有怎样的实力，便可以担当怎样的职务，在你实力不够的时候，你就得尽一切可能增强你的实力，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原则。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三节、遇上伯乐——夏鼎基
曾荫权对待工作勤勤恳恳，正因为此，业绩引起了港英政府一位高官的注意，他就是当时任财政司司长的夏鼎基。就是这个关键的人物，改变了曾荫权的命运，后来被曾荫权称之为伯乐。
在香港现行财政体系中，夏鼎基占有很重的分量，一般的香港人认为，夏鼎基对香港今天的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最为著名的理财思想，是“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一政策，后来被诸多的香港人捧为金科玉律，且认定不变的定律。夏鼎基在香港人眼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他确立了一系列理财原则，还在于他不计国别不计身份不计民族，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华人高官。这些人包括了后来在香港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的曾荫权、任志刚等人。
正是协助夏鼎基工作的这段时间，曾荫权的财理能力开始突飞猛进。
与行政主任不同，政务主任掌管政府的政策制定工作，需要每隔一段时间便调任不同部门，面对其它工作，可谓极具挑战性。曾荫权任职中离岛，这是香港公务员的一种轮岗制，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公务员都不肯前往条件比较艰苦的离岛或边远地区任职。三年之后，轮岗到期，曾荫权回到政府等待重新分配。香港政府有很多部门，此时，曾荫权有可能被派往任何一个部门。
对于曾荫权的新工作有调配权的，在当时的港英政府有几个人，一个是布政司司长，一个是财政司司长。布政司司长对于一个普通股级干部的任免，大概也不会操太多心。财政司长理论上和其他司长是平级的，但职权上，这个职务名列于香港所有官员的第三位，仅次于布政司长。所以，财政司长对公务员的人事安排，有着相当大的权力。
当年的财政司长夏鼎基对曾荫权在离岛时良好的工作记录非常满意，他指名将曾荫权留在了财政司，直接在自己的手下工作。一般人认为，在财政司工作，对于一名公务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机遇，多半都属于内定的重点培养对象。曾荫权在官场平步青云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步的。
说起这位恩师，曾荫权满怀尊敬与感激之情。而且的确，这段“学师”的日子中，他从夏鼎基身上学会了不少东西。
他清楚记得，财政司办公室位于布政司署五楼，有一张大班椅。每年圣诞节翌日，就是开始制订财政预算案的时间，办公室顿时变得热闹不已，除夏鼎基会端坐在办公椅上，其他财务部的官员总会分坐左右，开始忙碌的“度桥”生涯。
对于素有学者风范的夏鼎基，财政预算案俨如他的“学术著作”，就连在立法局宣读的演辞都由他亲笔撰写。而曾荫权这“小徒弟”只扮演“斟茶递水”的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