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史学家格雷格尔看过《小武》后则认为：“法国电影中失落的精神在中国电影里得以重拾，他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从贾樟柯还在电影学院上学时的录像作品《小山回家》（1996年）开始，他的电影已经呈现出一种中国电影中稀缺的质地，用一种客观的冷静传达作者对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他之后的《站台》、《任逍遥》，甚至《世界》的创作中。
贾樟柯：我不诗化这个世界
《黄土地》让我走上电影路
我中学的成绩特别差，在县城里面像我这样的孩子，出路只有三条：当兵，回来分配一个工作；顶替父母的班；还有就是考大学。我喜欢文学，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写诗，后来去画画。有一天我真的实在没事干了，赶上放电影《黄土地》，那是1991年，进去看，根本不知道《黄土地》是什么，导演是什么，几毛钱一张的票。
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改变了，我要拍电影，我要当导演。因为我没想到电影还能这样拍，在此之前，我看到的所谓新电影就是《红高粱》，但是《红高粱》没有给我这样的改变。
1993年我考入电影学院学习电影理论，1995年和朋友一起组成了第一个独立制片小组——青年实验电影小组（主要成员：贾樟柯、王宏伟、顾峥），我导演了三部录像短片《那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小山回家》拍完后，批评的意见特别多，批评最后完全到了对我们这一代人攻击的程度，但我觉得，我只是在讲述自己的经验。
拍《小武》因为自己有种不满
三部短片的实践使我有机会在1997年获得投资拍摄第一个故事长篇、用胶片拍摄的电影《小武》。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我是一个有农业背景的人。我越来越坦然，不仅是我个人，对整个中国艺术来说，也应该承认农业背景，不承认这一点，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和土地失去联系。
家乡是我生活的背景。像汾阳这地方，它就是封闭，就是落后，比哪儿都慢一两拍，人际关系有很多麻烦事。但那里有我自己的经历，有温暖我的东西，亲情、友情以及跟自然的亲近。
我有很多朋友，不上学也没法就业，很多当小偷，当流氓，“严打”的时候，一批批地进去。有一次回老家，走在街上，遇到刚判死刑的人游街，一看，就是我的同学。我一直觉得，他看见我了，我不能肯定，但是心里面感觉他在冲我笑，他后来被枪毙了。我不愿意作一个道德上的判断，只是觉得让我能感觉到命运，这些经验对我都是很珍贵的。应该说《小武》还是延续了《小山回家》，比如说汾阳这个县城，在影片中很实在，但实际上它又是很恍惚的，这种现实和迷幻交织的东西是我非常喜欢的。
《小武》之后，评论铺天盖地，但是评论永远不可能引导我的创作，比如，看《小武》的故事，他们可能会觉得，小偷、三陪小姐，这都是元素啊，他们看不到渗透在叙事里的情感，渗透在方法当中的情感。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银幕真的不关心这样的人。我去拍《小武》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种不满，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状况被遮蔽掉了。
从《站台》走入工业体制
《站台》这个剧本大概是1995年或者1996年开始写的，那时刚刚开始拍短片，实际上《站台》应该是我的处女作。
《站台》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使我真的在一个工业体制里去工作，以前拍《小武》的时候都是好朋友，15个人，睡起来就拍，拍累了就睡，什么压力也没有，运转非常灵活的一个摄制组。拍《站台》最多时组里有100多人，突然多了很多部门，人多了事情也多，怎样来保证精力集中在创作上，怎样信赖你的制片？这些事情对我都是第一次，都是一个挑战。
以前我是很恐惧工业的，我觉得工业对人的改变，他们的审美，包括他们对电影的认同，我对这些都有一种恐惧。经过《站台》的拍摄，使我明白，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电影，那么工业里头的人，自有他们的好处。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业余的状态里工作，一个有能力的导演应该学会这些，而不是惧怕它、躲避它。
《站台》这首歌是80年代中期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描写一个人在站台上等待爱人的到来，是一种期待的情绪。对我来说，它是开启我80年代记忆的钥匙，“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
贾樟柯
1970年出生，籍贯山西汾阳，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主要作品有《那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以上为短片）、《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曾凭《小武》等片获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等奖项。——整理自：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郝建著《硬作狂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陈果执导《香港制造》
废弃胶片写就“草根情怀”
陈果并非香港电影界的新人，其实早在《香港制造》之前，他已在香港电影圈做了10年的副导演。1997年，陈果用50万港元和一些废弃胶片完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香港制造》。这部引人注目的电影，获得过11项国际影展的奖项，并成就了“草根导演”陈果，他在香港这个商业片为主流的电影界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并在随后的《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细路祥》（1999年）中延续他的思考和表达，这三部影片被称作“香港三部曲”。
受到两个“新浪潮”影响
陈果2002年用DV拍摄的一部小成本影片《人民公厕》，因为“离真实太近了一点”在威尼斯电影节遭到“冷遇”，陈果苦笑着表示：“你们看到了吧，Digital（数码）就是没力量！”陈果曾表示：“我不喜欢DV，它很像电视，与胶片质感不一样，不舒服，因为我成长在胶片电影的年代。”
对于陈果来说，两个胶片电影时代对他的电影选择至关重要，“应该说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导演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我还小，像大岛渚、黑泽明等日本新浪潮的代表，他们的电影成本很低，反映很多的社会现象，我可以说有点像他们的选择。而80年代的香港影坛，因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原因，有内涵而且纯粹的艺术电影比较多，这些导演他们本身受到的电影教育和他们身上的社会感、责任感决定了他们的电影观，可是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少，因为从客观或主观条件方面考虑，为了生活，没有人拍摄太多有内涵的电影了。我其实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感觉到应该有人出来做一些对社会有责任的东西，所以就拍了《香港制造》”。
个性里有革命性的东西
1997年，陈果拿出已写了好几年的剧本《香港制造》，募集来他所能找到的全部资金：五十万港元！因为之前有过合作关系，陈果从刘德华的“天幕”电影制作公司那里搜罗了一些废弃的胶片，并从滑板运动场找到了之前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新人李灿森，陈果回忆：“为了这个角色，我们在街头找了好久，想找一个比较瘦的，有爆发力的形象，然后就碰到了他。最初他不肯演，因为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我认定是他，就放弃找别人，尽量说服要他来演。”几乎盲打误撞进入电影圈的李灿森不仅一口气拍了陈果的“香港三部曲”，还因《古惑仔》、《特警新人类2》等片为观众所熟知。
在谈到当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艰苦条件下完成影片并“刺痛”了当时充斥着打斗和搞笑的香港电影圈时，陈果表示：“我的个性里有革命性的东西，要对抗整个工业。香港虽然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其实那里有很多人还是生活在困苦的环境里。香港很多导演喜欢拍中产阶层的东西。主流电影给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好的一面，却看不到贫困边缘的大众。以前我也出生在这样贫苦的环境里，所以一旦我有机会拍电影，主题就想围绕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故事。”
很多故事在一部电影里讲不完
伴随着《香港制造》在当年金马奖、金像奖上折桂的无限风光，媒体用闪光灯和成篇的报道惊喜地宣告了一个导演的诞生。在以票房论英雄的香港电影界，陈果几乎没有拍过一部赚钱的电影，但即便如此，香港电影界将陈果看作“香港电影的新希望”。
1998年他带来的电影是《去年烟花特别多》，延续《香港制造》原班人马。一年之后，陈果执导的《细路祥》折服了更多的人，仍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在经历《香港制造》的青春冲动和《去年烟花特别多》的中年困惑后，《细路祥》将镜头对准了送外卖的少年。“低姿态”的成长故事被陈果解释为“自己想拍的东西”，他说：“我拍的电影主要是在讲成长，我自觉不自觉地在说人的成长，香港三部曲涉及的面比较广，我有我的思考，不是一般观众喜欢的那种。我每做一个主题时，就会发现有很多故事，它在一部电影里讲不完。但我的电影不八股，因为人是不需要教育的，而是自觉的感悟，我没有去教育观众做什么，你有感受就感受，没有感受就算了。”
在香港拍独立电影是理想主义
拍摄过多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之后，陈果于2004年接受陈可辛的邀请，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三更2》之《饺子》。他在谈到与主流合作时表示：“在香港拍独立电影是件绝对理想主义的事，因为你前后左右的人都在告诉你怎么赚快钱，电影只是一件商品，别太认真。在香港几乎没有这种机会，很多新导演参加拍摄，只是要你作为一个工具而已，那里像一个战场，生和死是你自己的，不是说到市场去选择，而是你已经被选择了，所以还是比较残忍的。我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在考虑还这样继续做下去吗？在香港，独立电影是没有前途的，我能够忍受五六年，基本上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作为导演，看到市场这么小，生存空间这么小，继续做下去，能维持到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将来，我希望能够拍出一部属于自己并受观众喜欢的主流电影，或许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冯小刚执导《甲方乙方》
首开内地“贺岁片”先河
1995年岁末随着“大片”引进，香港“贺岁片”《红番区》出现在内地的各大影院里，内地观众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一种电影被称为“贺岁片”。之后几年成龙在内地接连推出了《白金龙》、《义胆厨星》等贺岁片，频频得手。
1997年年末，《甲方乙方》的策划群体凭市场感觉，率先推出“国内首部贺岁片”的名号，并创下了3600万元的票房。之后冯小刚相继完成“贺岁片”《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在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创造票房神话，而“冯氏贺岁片”的光芒也远远盖过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一地鸡毛》曾经的辉煌。
“冯氏贺岁片”：陶冶你，成全我
从电视剧发轫
1985年，冯小刚结束了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美工生涯，经郑晓龙介绍，冯小刚结识了王朔。冯小刚曾表示：“王朔作品中这种观察生活的角度，对我日后的导演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指导我拍摄贺岁片的纲领性文献。”从此，冯小刚成为90年代初“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的主要成员，并与王朔等人合写了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
在和郑晓龙合作编剧《大撒把》之后，1992年二人奔赴美国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是冯小刚第一次尝试导演。1994年冯小刚改编王朔小说，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1995年冯小刚根据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完成电视剧《一地鸡毛》。刘震云不仅在《甲方乙方》中友情客串，还成为了《手机》之后冯小刚的主要编剧力量，而刘震云的《温故1942》也成为冯小刚最想改编的一部作品。
“触礁”后“打捞上岸”
由王朔导演、冯小刚主演的影片《爸爸》，根据王朔小说《我是你爸爸》改编，影片完成后未能发行；继而冯小刚导演的《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在开机十天之后被令停机。其间冯小刚参加了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拍摄，其后冯小刚导演的两部制作精良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情殇》与《月亮背面》也未获准在北京地区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