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瞪陵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但这并不等于说皇帝有亏孝道，根据当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记载，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
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光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似乎也不尽然。在万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两人之间相隔约有半个世纪，正德的所作所为，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14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呆子作对，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上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江彬之见信于正德，也在于他的大胆和机警。他身上有箭痕H处，其中有一处穿过面颊直到耳根。1512年，经过皇帝的面试，他就受到宠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离。过去正德已经在皇城里练兵，自从得到了江彬这样英勇的军官作为侍从，操练就更形频繁与正规化。士兵们被分成两营，皇帝自率领宦官组成的士兵为一营，江彬率领从边镇中精选的将士另为一营。部队的服装也与众不同，鲜明的错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这些都增加了士兵们威武飒爽的气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当时勒较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围困了本朝一营官兵。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们对这一惊人之举竭力阻挠，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他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宦官。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
当皇帝得胜回朝，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由于过于仓碎，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蟒施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官员们所戴的帽子，式样古怪，由于皇帝的亲自设计。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陈列在大道两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慢，因为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春’，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零零，百官颔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皇帝在城门口下马，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跳增于泥泞的街头。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官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600人，而勒担却仅仅有16人战死。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土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五。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土之上。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渤规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9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别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
对这些谏幼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抱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用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盘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旧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并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鸭鹅、懈的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更嫖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着涂腺功沮。它帝前倒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名为迫回团实则颇有论辩并含有集体示威的味道。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动不去的14t4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则为皇帝温旨慰留。
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在南的秀丽风光便羁毯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破捕鱼活动中，皇帝须追僵国投资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直，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座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个富于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钟能控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假烟势温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它中的错误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班鼓泛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宫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太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夫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水请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