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03日 画魂--潘玉良 淳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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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03日 画魂--潘玉良 淳 子-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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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抚养大太太的儿子,来化解她和大太太的矛盾。因为一直以来,大太太都没有接受过她。潘玉良回国以后,她一直要求能够回到老家,回到安徽去见一下大太太,但是潘赞化始终没有带她去,带她去安徽了,但是没有带她回家,潘赞化为什么没有回家呢?我相信潘赞化一定是有难言之隐,而这个难言之隐是不必说出来的,潘玉良自己也明白,那就是大太太的坚持的不接受她。结果是这个原配,这个大太太的儿子,潘牟是和潘玉良和潘赞化他们三个人共同生活了有八年到九年之久。在这个时候,在1931年的时候,我们在潘玉良的画册当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叫我的家。我的家里面画面是这样的,潘赞化依旧是戎马生涯的装束,非常魁梧,这也是根据生活原形塑造的一个人,潘玉良是面对镜子,坐在镜子前,然后旁边站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大太太的孩子。这幅画是画于1931年的,这幅画一直保存在潘赞化那儿。我们从这幅画上面可以看到,潘玉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期待,她期待自己在这个家能够有一个位置,她期待能够有一个关系和谐的家,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潘赞化是不是太懦弱了?他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呢?他既然给了潘玉良新生了,他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合情、合理的,在家庭当中的位置呢?我们说,这往往就是一种道德的悖论,因为当潘赞化如果和大太太离婚,他对潘玉良是道德了,但是对大太太却是非道德的,而他要对大太太实行他的仁慈,实行当时的道德的话,而对潘玉良来说,又是非道德的,所以这是潘赞化当时道德的困境,是在那样的一个旧时代里面一个男人无可奈何遇到一个道德的困境,而这个道德的困境由于潘赞化没有能力解决,而潘玉良也同样是没有能力解决。

    由于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潘玉良只有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绘画事业,随后潘玉良在上海先后举办了四次画展,这些画展震动了中国画坛,事业上的成就给潘玉良带来了心理的慰藉。但是就在潘玉良潜心钻研画艺,坚持“融中西画于一炉”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再次客居他乡。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潘玉良再次选择离开?

    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那就是在1935年、1936年的时候,潘玉良在中国举行了她的第五次个人画展,在这一次的画展上,她画了一幅画叫《人力壮士》,这个画面是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男子,然后他用他非常有力的双臂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大的岩石,让下面脆弱的小花能够绽露出它们的笑脸来。这幅画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已经是侵占了东北三省,她画这一幅画,她是要表达中国人那种抗日的决心,只是那块巨石等于就是日本侵略者,搬开巨石就是解放受蹂躏的中国民族,非常有象征意义,并且当时看到过原作的人,包括刘海粟都觉得这个《人力壮士》画的那个肌肉的线条画得特别有力。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潘玉良她已经是受过了法国油画的专业训练,并且她已经是在意大利接受了雕塑的训练,所以她画这样一个人技艺是非常娴熟的。当时教育部部长来参观这个画展的时候,当场就把这幅画定下来,按照潘玉良自己私底下的意愿,她这幅画是要自己保存的,可是教育部长那么喜欢这幅画,等于是给自己面子,不好不卖,于是就接受了1000块钱大洋的定金,但是讲好了,是要等到画展结束以后才把这幅画送过去。就在付定金的当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整个画展受到了冲击,许多画被撕掉,有些画被偷掉,那一幅被订购的《人力壮士》不仅被撕毁,而且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深深也伤害了潘玉良,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的,这是妓女对嫖客的歌颂。那么多年过去了,将近20年过去了,潘玉良以为,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她通过自己人生生命的质变和蜕变,她通过自己绚丽的油彩,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前世涂抹掉了,但是没有,在那个旧时代,旧的道德不允许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过去,把自己不愿意提起的过去涂抹掉,就是不断地被人提起,这是第一个伤害。

    第二个伤害,就在画展风波之后,有一天她正在上课,她接到了潘赞化的一个电话,说她来了,就是大太太来了。从这个电话的语气里面就听到了一种严重性。那么下了课以后,潘玉良回家,回到家里,她马上就感到了家里压抑的氛围。在电影《画魂》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场面,当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就听到大太太在说,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她在家里就是妾,妾就得给大太太下跪,请安。这个细节是否真实,我们没有办法考证,但是作为这样一个旧式家庭里面的小妾,她所受到的委屈,她曾经的出身被人受到不断地诋毁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细节也许是不真实的,是为了当时的电影,为了情节,但是氛围,她在家庭地位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潘玉良为了不让潘赞化为难,她就啪的一下跪在地上给大太太请安了。但是内心是委屈的。

    那么大太太来了,大太太的到来不仅给潘玉良带来了压力,同样也使得潘赞化感到了左右为难。那么这个时候在艺术上的受挫,就是不被艺术所接受,不被当时传统的环境、道德的语境所接受,已经是让潘玉良非常压抑了,而回到家里同样又不被大太太所接受,那么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压力之下,在一种道德的传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潘玉良再一次选择了离开,而她这一走就是40多年。

    1937年,由于潘玉良在艺术上的受挫和在感情纠葛的双重压力下,潘玉良借参加法国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的机会,再次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祖国,客居他乡40年,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20多个奖项。那么潘玉良在法国是怎样度过她这40多年的艺术生涯的?

    在法国40年,这40年是怎么样渡过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去想像的,一个女子孤独地在那儿。据当时她的同学说,她根本是不可能住在巴黎的中心,因为在巴黎的中心那个生活费用是太高了,她只能是住在巴黎的郊区,依旧是一个阁楼上面。并且她到了法国以后,她是非常有名的三不女人,第一是不恋爱,第二是不入外国籍,第三是不签约于画廊。她的不恋爱是源自于她对潘赞化的感情,这个感情里面有很深的感激、感恩在里面。因为从一个张玉良变成一个潘玉良,一个姓氏的改变,其实不仅仅是人生的改变,是一个生命质量的改变,也就是说叫张玉良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当她叫潘玉良的时候,她美丽的衣服里面有一颗灵魂了,所以潘赞化对她的重新命名,对她来说是要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怀的,所以她用自己绝不恋爱的坚持来报答潘赞化。这是其一。

    其二,决不入外国籍。一直等到她人生暮年的时候,等到她80多岁的时候,她一直说,我想回来,我想回来,她一直等着这边有人写信请她回来,但是蛮奇怪的是这样的,刘海粟是让她回来过的,后来她的学生成为外交大使的黄镇先生也是请她回来过的,但是我们在所有的信息里面,我们所有的她的家信里面,却没有看到她最感恩的,她的丈夫潘赞化请她回来的信息。也许她一直是在等潘赞化请她回来的信息吧,但是她却是一直没有等到。

    远在异国他乡的潘玉良无时无刻地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邀请她回来,但这时的潘赞化在国内因家境贫寒,常要靠潘玉良卖了画,转道香港寄钱回来养家糊口。这样的家境,潘赞化是不情愿让潘玉良回来的。到了1960年,当潘玉良把她获得的巴黎市市长亲自颁发的“多尔烈”奖和颁奖的照片寄给潘赞化时,潘赞化已经在安徽病逝。

    而这个时候由于潘玉良这样一个人生的阅历,由于她在法国巴黎的她的艺术的地位,当时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法国巴黎中国文化协会的会长了,由于她的地位,她感动了一个当时在那边开餐馆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叫王守义,这个王守义一直是被称为潘玉良在法国巴黎的一个情人,说情人其实是她的一个仰慕者,这个王守义处于对潘玉良的仰慕,仰慕的不仅是她的艺术,还有对她人生经历尊敬在里面,所以他一直去照顾潘玉良。因为潘玉良是三不主义嘛,一是不入外国籍;二是不恋爱;最重要的是不和画廊签约,不和画廊签约就意味着你没有固定的收入。因为有收入的作家,能够拍卖的作家一定要进入画廊,而那个时候潘玉良一个小女子居然有这样的勇气,不入画廊,所以她的生活,她为了要坚持自己艺术的独立,包括人格的独立,她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王守义就一直在她的身边帮助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帮助她。

    那么当潘玉良的这个遗物送回来的时候,人们在她的遗物当中发现了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项链,那就是在她结婚的时候潘赞化送给她的,那个项链就是很西方式的,有一个鸡心盒,啪,一下打开,里面有一男一女两张照片,一个就是潘玉良,一个就是潘赞化的照片。还有是一个怀表,这个怀表是很珍贵的,是当年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而当潘玉良去法国留学的时候,潘赞化就把蔡锷将军送给他的这个金表作为一种信念,作为一个信物,作为一份诺言给了潘玉良的。

    40多年过去了,这两样东西潘玉良一直是攥在手上没有丢弃过,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一种感情了。所以她临死之前,她是托付王守义的,就是说我的作品,我的这两样信物,你一定要给我交到我的儿子潘谋的手里,因为她就害怕她猝死,她的东西没有办法回中国。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潘玉良对自己在中国的亲人,对自己的祖国一直是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的,所以她最后她的遗愿就是希望她自己的身体,希望她自己的作品能够一起回来。

    当潘玉良的作品回到祖国的以后,她的生平、她的自新、挣扎向上的历程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就在人们欣赏潘玉良作品的同时,人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潘赞化为什么会不顾自己的声威来搭救、帮助潘玉良呢?潘玉良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

    因为很多人都受到了电影和电视剧的误导,电影是巩俐演的潘玉良,电视剧也是一个香港第一美女李嘉欣演的,所以所有的人说到潘玉良都希望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于是英雄救美,潘赞化是一个很正直的、很魁梧的、很有文人气质的一个男人,然后把一个美女从妓院里面救出来,然后又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她塑造成一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这样非常符合一般市民的那种审美心理。

    但是当我们看到潘玉良照片的时候,当我们通过当事人对潘玉良回忆的时候,我们总是有那么一丝遗憾,潘玉良不仅不好看,按照有些人的回忆,甚至于是难看,也就是说,潘玉良的长相没有符合一般市民的审美观,也不符合一般英雄救美,王子加公主的,那样一种浪漫情怀。所以当我们看到潘玉良照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吃惊、会有一些惊讶、也会有一些遗憾,有人就会说,这样难看的一个女人,潘赞化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理解,我就觉得太浅表了,也太生理化了。其实女人吸引男人的,除了美貌以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格的魅力。

    我曾经考证过一部小说叫《海上花》,这部《海上花》也是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非常喜欢的,张爱玲也是为这部小说做过注解的。在这一部描写当时青楼女子的小说里面,张爱玲是写过这样一段话的,张爱玲说:在那样一个旧时代里面,在那样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新旧时代里面,反倒是在青楼里面更有爱的空间。因为你到青楼里面,你会找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要和她接触,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来一去容易产生感情。可是在我们中国封建的婚姻里面,那个女孩长得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连小手都没有摸过就进洞房了,所以当时那种传统的,封建的婚姻,爱情是被扼杀掉的。所以从当时的那个旧时代的环境来看,我们现在来看这是爱情的悖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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