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通过抚养大太太的儿子，来化解她和大太太的矛盾。因为一直以来，大太太都没有接受过她。潘玉良回国以后，她一直要求能够回到老家，回到安徽去见一下大太太，但是潘赞化始终没有带她去，带她去安徽了，但是没有带她回家，潘赞化为什么没有回家呢？我相信潘赞化一定是有难言之隐，而这个难言之隐是不必说出来的，潘玉良自己也明白，那就是大太太的坚持的不接受她。结果是这个原配，这个大太太的儿子，潘牟是和潘玉良和潘赞化他们三个人共同生活了有八年到九年之久。在这个时候，在1931年的时候，我们在潘玉良的画册当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叫我的家。我的家里面画面是这样的，潘赞化依旧是戎马生涯的装束，非常魁梧，这也是根据生活原形塑造的一个人，潘玉良是面对镜子，坐在镜子前，然后旁边站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大太太的孩子。这幅画是画于1931年的，这幅画一直保存在潘赞化那儿。我们从这幅画上面可以看到，潘玉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期待，她期待自己在这个家能够有一个位置，她期待能够有一个关系和谐的家，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潘赞化是不是太懦弱了？他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呢？他既然给了潘玉良新生了，他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合情、合理的，在家庭当中的位置呢？我们说，这往往就是一种道德的悖论，因为当潘赞化如果和大太太离婚，他对潘玉良是道德了，但是对大太太却是非道德的，而他要对大太太实行他的仁慈，实行当时的道德的话，而对潘玉良来说，又是非道德的，所以这是潘赞化当时道德的困境，是在那样的一个旧时代里面一个男人无可奈何遇到一个道德的困境，而这个道德的困境由于潘赞化没有能力解决，而潘玉良也同样是没有能力解决。
由于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潘玉良只有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绘画事业，随后潘玉良在上海先后举办了四次画展，这些画展震动了中国画坛，事业上的成就给潘玉良带来了心理的慰藉。但是就在潘玉良潜心钻研画艺，坚持“融中西画于一炉”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再次客居他乡。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潘玉良再次选择离开？
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那就是在1935年、1936年的时候，潘玉良在中国举行了她的第五次个人画展，在这一次的画展上，她画了一幅画叫《人力壮士》，这个画面是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男子，然后他用他非常有力的双臂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大的岩石，让下面脆弱的小花能够绽露出它们的笑脸来。这幅画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已经是侵占了东北三省，她画这一幅画，她是要表达中国人那种抗日的决心，只是那块巨石等于就是日本侵略者，搬开巨石就是解放受蹂躏的中国民族，非常有象征意义，并且当时看到过原作的人，包括刘海粟都觉得这个《人力壮士》画的那个肌肉的线条画得特别有力。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潘玉良她已经是受过了法国油画的专业训练，并且她已经是在意大利接受了雕塑的训练，所以她画这样一个人技艺是非常娴熟的。当时教育部部长来参观这个画展的时候，当场就把这幅画定下来，按照潘玉良自己私底下的意愿，她这幅画是要自己保存的，可是教育部长那么喜欢这幅画，等于是给自己面子，不好不卖，于是就接受了1000块钱大洋的定金，但是讲好了，是要等到画展结束以后才把这幅画送过去。就在付定金的当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整个画展受到了冲击，许多画被撕掉，有些画被偷掉，那一幅被订购的《人力壮士》不仅被撕毁，而且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深深也伤害了潘玉良，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的，这是妓女对嫖客的歌颂。那么多年过去了，将近20年过去了，潘玉良以为，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她通过自己人生生命的质变和蜕变，她通过自己绚丽的油彩，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前世涂抹掉了，但是没有，在那个旧时代，旧的道德不允许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过去，把自己不愿意提起的过去涂抹掉，就是不断地被人提起，这是第一个伤害。
第二个伤害，就在画展风波之后，有一天她正在上课，她接到了潘赞化的一个电话，说她来了，就是大太太来了。从这个电话的语气里面就听到了一种严重性。那么下了课以后，潘玉良回家，回到家里，她马上就感到了家里压抑的氛围。在电影《画魂》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场面，当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就听到大太太在说，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她在家里就是妾，妾就得给大太太下跪，请安。这个细节是否真实，我们没有办法考证，但是作为这样一个旧式家庭里面的小妾，她所受到的委屈，她曾经的出身被人受到不断地诋毁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细节也许是不真实的，是为了当时的电影，为了情节，但是氛围，她在家庭地位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潘玉良为了不让潘赞化为难，她就啪的一下跪在地上给大太太请安了。但是内心是委屈的。
那么大太太来了，大太太的到来不仅给潘玉良带来了压力，同样也使得潘赞化感到了左右为难。那么这个时候在艺术上的受挫，就是不被艺术所接受，不被当时传统的环境、道德的语境所接受，已经是让潘玉良非常压抑了，而回到家里同样又不被大太太所接受，那么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压力之下，在一种道德的传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潘玉良再一次选择了离开，而她这一走就是40多年。
1937年，由于潘玉良在艺术上的受挫和在感情纠葛的双重压力下，潘玉良借参加法国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的机会，再次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祖国，客居他乡40年，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20多个奖项。那么潘玉良在法国是怎样度过她这40多年的艺术生涯的？
在法国40年，这40年是怎么样渡过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去想像的，一个女子孤独地在那儿。据当时她的同学说，她根本是不可能住在巴黎的中心，因为在巴黎的中心那个生活费用是太高了，她只能是住在巴黎的郊区，依旧是一个阁楼上面。并且她到了法国以后，她是非常有名的三不女人，第一是不恋爱，第二是不入外国籍，第三是不签约于画廊。她的不恋爱是源自于她对潘赞化的感情，这个感情里面有很深的感激、感恩在里面。因为从一个张玉良变成一个潘玉良，一个姓氏的改变，其实不仅仅是人生的改变，是一个生命质量的改变，也就是说叫张玉良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当她叫潘玉良的时候，她美丽的衣服里面有一颗灵魂了，所以潘赞化对她的重新命名，对她来说是要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怀的，所以她用自己绝不恋爱的坚持来报答潘赞化。这是其一。
其二，决不入外国籍。一直等到她人生暮年的时候，等到她80多岁的时候，她一直说，我想回来，我想回来，她一直等着这边有人写信请她回来，但是蛮奇怪的是这样的，刘海粟是让她回来过的，后来她的学生成为外交大使的黄镇先生也是请她回来过的，但是我们在所有的信息里面，我们所有的她的家信里面，却没有看到她最感恩的，她的丈夫潘赞化请她回来的信息。也许她一直是在等潘赞化请她回来的信息吧，但是她却是一直没有等到。
远在异国他乡的潘玉良无时无刻地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邀请她回来，但这时的潘赞化在国内因家境贫寒，常要靠潘玉良卖了画，转道香港寄钱回来养家糊口。这样的家境，潘赞化是不情愿让潘玉良回来的。到了1960年，当潘玉良把她获得的巴黎市市长亲自颁发的“多尔烈”奖和颁奖的照片寄给潘赞化时，潘赞化已经在安徽病逝。
而这个时候由于潘玉良这样一个人生的阅历，由于她在法国巴黎的她的艺术的地位，当时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法国巴黎中国文化协会的会长了，由于她的地位，她感动了一个当时在那边开餐馆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叫王守义，这个王守义一直是被称为潘玉良在法国巴黎的一个情人，说情人其实是她的一个仰慕者，这个王守义处于对潘玉良的仰慕，仰慕的不仅是她的艺术，还有对她人生经历尊敬在里面，所以他一直去照顾潘玉良。因为潘玉良是三不主义嘛，一是不入外国籍；二是不恋爱；最重要的是不和画廊签约，不和画廊签约就意味着你没有固定的收入。因为有收入的作家，能够拍卖的作家一定要进入画廊，而那个时候潘玉良一个小女子居然有这样的勇气，不入画廊，所以她的生活，她为了要坚持自己艺术的独立，包括人格的独立，她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王守义就一直在她的身边帮助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帮助她。
那么当潘玉良的这个遗物送回来的时候，人们在她的遗物当中发现了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项链，那就是在她结婚的时候潘赞化送给她的，那个项链就是很西方式的，有一个鸡心盒，啪，一下打开，里面有一男一女两张照片，一个就是潘玉良，一个就是潘赞化的照片。还有是一个怀表，这个怀表是很珍贵的，是当年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而当潘玉良去法国留学的时候，潘赞化就把蔡锷将军送给他的这个金表作为一种信念，作为一个信物，作为一份诺言给了潘玉良的。
40多年过去了，这两样东西潘玉良一直是攥在手上没有丢弃过，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一种感情了。所以她临死之前，她是托付王守义的，就是说我的作品，我的这两样信物，你一定要给我交到我的儿子潘谋的手里，因为她就害怕她猝死，她的东西没有办法回中国。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潘玉良对自己在中国的亲人，对自己的祖国一直是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的，所以她最后她的遗愿就是希望她自己的身体，希望她自己的作品能够一起回来。
当潘玉良的作品回到祖国的以后，她的生平、她的自新、挣扎向上的历程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就在人们欣赏潘玉良作品的同时，人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潘赞化为什么会不顾自己的声威来搭救、帮助潘玉良呢？潘玉良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
因为很多人都受到了电影和电视剧的误导，电影是巩俐演的潘玉良，电视剧也是一个香港第一美女李嘉欣演的，所以所有的人说到潘玉良都希望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于是英雄救美，潘赞化是一个很正直的、很魁梧的、很有文人气质的一个男人，然后把一个美女从妓院里面救出来，然后又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她塑造成一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这样非常符合一般市民的那种审美心理。
但是当我们看到潘玉良照片的时候，当我们通过当事人对潘玉良回忆的时候，我们总是有那么一丝遗憾，潘玉良不仅不好看，按照有些人的回忆，甚至于是难看，也就是说，潘玉良的长相没有符合一般市民的审美观，也不符合一般英雄救美，王子加公主的，那样一种浪漫情怀。所以当我们看到潘玉良照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吃惊、会有一些惊讶、也会有一些遗憾，有人就会说，这样难看的一个女人，潘赞化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理解，我就觉得太浅表了，也太生理化了。其实女人吸引男人的，除了美貌以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格的魅力。
我曾经考证过一部小说叫《海上花》，这部《海上花》也是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非常喜欢的，张爱玲也是为这部小说做过注解的。在这一部描写当时青楼女子的小说里面，张爱玲是写过这样一段话的，张爱玲说：在那样一个旧时代里面，在那样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新旧时代里面，反倒是在青楼里面更有爱的空间。因为你到青楼里面，你会找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要和她接触，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来一去容易产生感情。可是在我们中国封建的婚姻里面，那个女孩长得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连小手都没有摸过就进洞房了，所以当时那种传统的，封建的婚姻，爱情是被扼杀掉的。所以从当时的那个旧时代的环境来看，我们现在来看这是爱情的悖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