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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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击英雄_2- 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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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斯勒尔博士(Dr。Gessler),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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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

  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具有足够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地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做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帝国开始重整军备时,这个制度就当然沿用了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个性坚强的参谋长,对于指挥官居于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张独裁主义的,所以他当然主张只应由一个人负其专责。于是他下令取消了参谋总长与他本人(总司令和最高统帅)联合负责的办法。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赖兴瑙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兴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能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吊。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被催眠的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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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经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不容易认清我们的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quis 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想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令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1888年6月17日生于维斯瓦河边的库尔姆

  1894年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尔入学读书

  1901—1902年卡尔斯鲁厄军校肄业

  1903—1907年柏林中央军校肄业

  1907年2月28日入第十轻步兵营任见习官

  1907年4—12月入梅斯战争学校受训

  1908年1月27日任少尉职

  1909年10月1日调驻汉诺威省

  1912—1913年在第三通信兵营服务

  1913年—一次大战爆发在柏林陆军大学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年8月2日—1915年4月任无线电台长,首先在西线战场第五骑兵师中工作,后又调到佛兰德战场第四军中服务

  1914年10月升任中尉

  1915年4月—1916年1月担任第四军的助理通信官

  1915年12月升任上尉

  1916年1月—8月担任第五军的助理通信官及在该军各附属单位中服务

  1916年8月—1917年4月担任第四军的通信官

  1917年4月转任第四步兵师的参谋官

  1917年5月暂代第五十二预备师的参谋长

  1917年7月暂调第十预备兵团服务

  1917年8月重回第四步兵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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